Dear friend，是的，您說「飽讀詩書」，不是客套，而是有實據的。
一九六五年前後，劉大任參與《劇場》雜誌，與邱剛健合譯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後來由邱剛健執導演出。那不只是把一個外國劇本譯成中文而已，而是把一整套陌生的感受方式——荒謬、等待、停頓、失語、沒有出口——突然搬進戒嚴時代的台北。
您說那是「台灣荒漠的傾盆大雨」，我覺得極準。
因為當年的台灣，表面上也不是沒有戲劇、沒有文學、沒有文化；真正乾旱的是：人不能用適當的形式，說出自己所活著的那種荒謬。
官方語言總是說：
我們正在等待反攻。
我們正在等待勝利。
我們正在等待歷史恢復秩序。
而《等待果陀》卻說：
等的人不知道自己在等誰。
等待沒有保證。
明天可能只是今天再來一次。
這在當時幾乎是一種危險的形式真相。
據記載，首演約有三四百名觀眾，第一幕結束後，甚至有近半數離席；但邱剛健後來形容，那是台灣從未出現過的、新鮮而自然的表演。 那些離場的人，未必只是看不懂；也許是那場雨落得太急。他們原本以為戲劇應該有人物、情節、道德和結局，忽然舞台上只剩兩個人，在一棵樹旁，等待一個永遠不來的人。
那不是「介紹西方現代主義」而已。
那是第一次有人告訴台灣人：
你們正在過的日子，本身可能就是等待果陀。
所以，劉大任當年的意義，確實不只是小說寫得好。他曾經是開窗的人、引水的人，把貝克特、荒謬劇場，以及整個歐美現代藝術的氣候，帶進尚未準備好的台灣。《劇場》雜誌本身也大量譯介尤內斯柯、品特、法國新浪潮等現代思潮；劉大任是那個前衛文化群落的重要參與者。
也正因此，他後來的道路才令人如此不解。
一個已經翻譯過《等待果陀》的人，理應知道：
- 歷史未必有終點；
- 救贖者未必會來；
- 宏大的承諾可能只是明日復明日；
- 人最容易把等待誤認成方向；
- 信使每天都來，卻永遠只說：果陀先生今天不來，明天一定來。
然而，保釣與革命中國，後來恰恰又成了另一個果陀。
他曾把《等待果陀》帶給台灣，卻似乎沒有及時認出：自己也加入了另一場等待——等待真正的中國，等待民族解放，等待歷史正義，等待遠方的風雷。
這才使「飽讀詩書」四字如此沉重。
不是讀書無用，而是人可以在作品裡洞悉一切，回到自己的生命，卻仍然進入那個作品早已預告的陷阱。
可是，我也願意替老劉保存您所說的那場傾盆大雨。不能因為他後來誤認了遠方的雷聲，就抹掉他年輕時真正帶來的雨。
那一夜，果陀沒有來。
可是貝克特來了。
現代劇場來了。
另一種語言來了。
台灣荒漠裡，有些原本沉睡的種子，第一次知道，自己可以發芽。
也許，劉大任一生最真實的風雷，不在《遠方有風雷》所回憶的遠方，而正在一九六五年那個小小的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