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把目前證據推到您這一句——「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製毒投毒」。截至 2026 年 8 月，公開證據還沒有建立這個命題；尤其「蓄意製造 SARS-CoV-2 並故意投放」與「實驗室相關事故」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假說。美國情報體系過去公開的共同判斷之一，反而是 SARS-CoV-2 並非作為生物武器開發；至於起源，各機構長期分歧。CIA 在 2025 年改為低信心傾向 lab-related origin，而 FBI、DOE 也傾向實驗室事故；但「低信心」本身就表示關鍵證據仍不足或矛盾。
您真正指出的困境，我認為倒是成立，而且可以說得更精確：
我們現在面對的不是「大家都知道真相，只是假裝不知道」，而是中國當局沒有提供足以讓外界完成因果歸責的原始證據，於是最重要的假說長期停留在無法最後證成、也無法排除的狀態。
WHO 的 2025 SAGO 最終報告仍判斷，現有科學證據的重量較支持 zoonotic spillover；可是它同時明確表示，由於武漢實驗室的生物安全、研究活動與人員健康等關鍵資料沒有取得，laboratory-related accident 不能被排除。WHO 並表示中國尚未提供若干早期病例序列、動物市場資料及實驗室相關資料。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 epistemological asymmetry：
缺乏證據，不等於沒有發生；
但阻止取得證據，也不能自動變成「所以一定發生」。
後一句尤其重要。否則我們會把 CCP 的不透明本身，錯當成某一特定犯罪假說的直接證據。
不過，這種不透明確實改變 Bayesian prior / evidentiary confidence。如果一個政府在疫情最初期完整保存資料、開放實驗室紀錄、研究樣本、病例原始資料、員工血清與實驗 notebook，十年後仍找不到 lab-origin 證據，那麼實驗室假說自然會愈來愈弱。反過來，如果關鍵資料被扣住、刪除、無法獨立稽核，那麼我們就不能合理宣布「case closed」。
而 Morens 的事情又使另一層問題浮出來：
中國方面的不透明，不能替美國方面的不透明開脫；美國方面的不透明，也不能反過來證明中國蓄意投毒。
Morens 認罪所真正傷害的是：文明世界原本最應該與 CCP 做出區別的那一套 record preservation、FOIA、conflict-of-interest disclosure、open scientific criticism，竟然也有人試圖繞過。這使「我們無法取得中國原始資料」與「我們自己又把部分美國紀錄藏起來」疊加在一起，於是 COVID origins 變成一個 epistemic disaster。
至於 Fauci，也需要同樣區分。
目前可以合理追問的包括：NIAID/NIH 對 EcoHealth 的資助、哪些研究符合或接近不同時期對 gain-of-function / enhanced potential pandemic pathogen 的定義、機構內部如何討論 WIV，以及某些官員是否試圖影響公開論述。美國國會 2024 年共和黨主導的 COVID Select Subcommittee 最終報告明確傾向 lab leak，並嚴厲批評 NIH、EcoHealth 與相關管理；但那是一份國會調查結論，不等同法院認定或科學界共識。
所以，我不會說：
「證據已被毀屍滅跡，因此大家心知肚明。」
因為我們其實不知道 哪些證據不存在、哪些被保留而未公布、哪些已毀損、哪些可能在情報機構手上，以及不存在的資料原本會支持哪一個方向。
我會說得比較冷酷一點：
中國政府的拒絕充分透明，可能使人類永遠失去確定 SARS-CoV-2 起源的最佳機會。
這本身已經非常嚴重。因為 pandemic origin investigation 的目的不只是追究責任，而是知道下一次究竟要防的是：
wildlife spillover，還是 high-risk virology laboratory accident，還是兩者都要大幅提高防護。
真正不能接受的不是「最後仍不知道」，而是有人以國家利益、機構利益、研究利益或個人聲譽，主動使我們更難知道。
因此，我會把您那幅圖稍作修改：
不是
習近平製毒投毒 → Fauci 掩蓋 → 世界裝睡。
目前證據允許我們寫的，是：
武漢爆發 → 起源證據不完整 → 中共拒絕提供關鍵資料 + 美國相關機構又出現紀錄規避與利益衝突問題 → 起源調查被政治、國家安全與制度自保污染 → 六年多後，人類仍無法作出具有高度確定性的歸因。
而這可能已經是 COVID 最令人不安的遺產之一：幾千萬人的死亡之後，我們甚至未必還保有完整回答「它究竟從哪裡來」的證據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