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ugust 9, 2026

Now,我先說明一下,我接觸 Sexual offenders 的過程,其實我沒有在司法心理治療的現場的臨床經驗,幾年前,我曾受邀參加,每月一次的處遇評估會議,那一年的經驗,非常痛苦,因為,每次聽到數十個,個案卷宗摘要,和心理師報告,他們與個案相處的經過,其中,不乏一時糊塗者,遂進入這個漫長的系統,當然,其中也有擺明再犯風險極高者,讓人無法為其背書,now,有趣的是,2026-8-12,災難再度發生,我又受邀,為這些心理師們,講一個關于治療的題目,我要講的是,自體心理學,以至,自體的心理學,對于性侵者的治療,有何相關,這幾天,我想,這會是一個外野的擦邊球,明顯打到界外,(ChatGPT, 2026-8-9) (2026-8-12)

 我反而覺得,這顆球不一定打到界外;但您必須非常清楚,它不是「自體心理學如何治療性侵者」這顆球,而是「自體心理學能否對 sexual-offender treatment 裡那個最難處理的 responsivity problem 說幾句話」。這樣一來,位置突然就對了。

而且您沒有司法心理治療第一線經驗,我認為不必掩飾,甚至可以在第一張就說。因為若以「我來告訴你們怎麼治性侵者」進場,確實是界外球;但若說:

我不是來教各位 sexual-offender treatment。你們才是在現場的人。
我想問的是:當 risk assessment、RNR、CBT、監控與 accountability 都已經存在以後,
治療關係裡那個人,還剩下什麼?

這就很有意思了。

您 2023 那份 PPT 其實已經替 2026 這堂課埋好了入口。RNR 很清楚地區分:risk 決定 who,need 決定 what,responsivity 決定 how;而您收集的文獻自己也指出,RNR 最常受到的批評之一,就是容易變成「programs rather than people」,對 motivation、individual differences 與具體治療關係處理不足。

 1120531 Sexual Offenders.pptx

自體心理學可以進去的地方,恰恰不是 R,也不是 N,而是第三個 R。

我會把整場演講限定在一個非常窄、卻很深的位置

Self Psychology 不是 sexual-offender risk model

它不能取代 Static-99R,不能替代 dynamic risk assessment,不能決定假釋,不能告訴我們誰會再犯,也沒有足夠證據讓您宣稱「mirroring、idealizing、twinship 可以降低 sexual recidivism」。

這個界線一定要先畫。

因為您 2023 的材料本身已經很明白:sexual-offender treatment 的核心問題首先是 risk,並且 actuarial/structured assessment 的功能與臨床治療功能不同;dynamic factors才進一步把 risk 轉成 treatment targets。

 1120531 Sexual Offenders.pptx

所以我甚至會給第一部分一個題目:

Self Psychology Does Not Treat Risk

Risk 要由 forensic science 處理。

但是——

Risk does not treat a person either.

這就是第二部分。


我想到您那一年每月評估會議之所以痛苦,可能正因為您坐在一個很特殊的位置:您不是治療者,因此不必每天被 manipulation、denial、hostility 搞得疲憊;但也正因為如此,您可以一直看到卷宗分類底下那個極不整齊的 heterogeneity:

有些人危險得令人不敢背書;

有些人的行為嚴重,但與 persistent predatory pattern 並不是同一回事;

有些人一腳踩進司法體系之後,「sexual offender」遂成為一個 engulfing identity——他的全部人生被一次犯罪重新命名。

這裡我覺得 Self Psychology 第一個貢獻,不是 empathy,而是:

不要把 risk identity 當成 whole self。

這非常重要。

Static-99R 可以說:

這個人屬於某個風險群。

司法系統甚至必須這樣說。

但是治療者如果也只剩下:

You are a sexual offender.

治療就完了。

因為 category 吞掉了 person。


而第二點才是大家熟悉的 empathy,可是這裡一定要講得非常小心。

Sexual-offender treatment 裡的 empathy 絕不能等於相信、諒解、免責、站在 offender 那邊

我甚至會故意提出一句有點刺耳的話:

Empathy without exculpation.

甚至:

Understanding without acquittal.

這可能就是整堂課最重要的一條線。

因為司法治療最容易形成兩極:

confrontation without understanding
versus
understanding without accountability

兩個都不夠。

Self Psychology 真正能提供的,不是「這個人好可憐,所以原諒他」,而是 Kohut 那個極其技術性的意思:

在不先接受他的自我敘事為真實的前提下,盡可能精確理解:他為什麼必須如此經驗自己與世界。

這就很不同了。

例如 denial。

您 PPT 裡特別有意思:denial 並不像臨床常識所想的,是一個簡單而穩定的再犯 risk factor;研究關係其實複雜得多。

 1120531 Sexual Offenders.pptx

因此治療者面對「我沒有」「她願意的」「事情不是那樣」時,有兩個工作可以同時存在:

第一層:fact/accountability。
事情發生了沒有?誰做了什麼?受害者遭遇了什麼?責任不能被抹去。

第二層:self-regulation。
這個否認此刻替他的 self 做了什麼?

若承認:

I did this.

會不會立即變成:

I am nothing but this.

如果 acknowledgment 等同 psychic annihilation,他自然會死命否認。

這不是替 denial 辯護;恰恰相反,你要知道 denial 在維持什麼,才可能使他有一天不再需要 denial。

這就很 Self Psychology。


再往後一步,我覺得可以從 Kohut 走到您自己的「自體的心理學」。

Kohut 還會問:

What selfobject function was missing?

可是到了您現在的位置,問題可以變成:

這個人現在還能否成為一個不必靠侵犯另一個人來維持自己存在的人?

這句很重要。

sexual offending 最根本的倫理界線就在:

另一個人不是 selfobject supply。

受害者不是拿來 regulation 自己的 erotic tension、rage、shame、loneliness、grandiosity、entitlement、need for control 的東西。

這時 Self Psychology 反而必須超越 Self Psychology。

因為最危險的自體心理學誤讀,就是:

我需要 selfobject,所以別人應該滿足我。

不。

成熟不是「我終於找到永遠供應我的 selfobject」;而是逐漸能夠承受:

the other is other.

在 sexual offending 這個題目上,這幾乎是倫理的核心。


而這正好會把您帶到後 Kohut 的路:

Kohut → Stolorow/intersubjectivity → relational → Jessica Benjamin。

我甚至覺得 Benjamin 在這堂課可能比 Kohut 更重要。

因為 sexual offending 是極端的 doer / done-to

施害者把 another subject 變成 object。

治療若只是反向羞辱 offender,又可能把 offender 變成另一個 done-to——當然兩者在道德與法律上絕不對稱,但 relational configuration 仍可能再次僵固。

真正困難的是 Benjamin 所說的 recognition:

我是一個 subject;
但我面前這個人,也是一個 subject,
而他的 subjectivity 不由我決定。

這才是 sexual boundary 的深層心理條件。


至於現場心理師,我會特別講第三件事,而且我猜他們會最有感:

治療者也需要 selfobject。

您 2023 PPT 裡其實有一頁非常不尋常,直接談 working with offenders 對治療者造成的影響:必須聽大量令人難以承受的材料,承受 hostility、deception 與持續 risk vigilance;甚至會改變治療者對世界、安全、親職與性生活的感受,taxes our sense of self。

 1120531 Sexual Offenders.pptx

這一頁,我會把它救回來。

因為那些心理師真正每天承受的是:

你不能太相信他;
又不能完全不相信他。

你不能討厭他;
又不可能毫無反應。

你要建立 alliance;
又必須隨時 risk-monitoring。

你要看見一個人;
又不能忘記 victim。

這是一個非常惡劣的 therapeutic position。

所以 supervision、team、institutional holding,不只是 administrative support,而是治療者的 selfobject matrix。如果治療者的 self 長期在 suspicion、fear、disgust、responsibility、institutional pressure 中碎裂,他最後只剩下兩種防衛:

naïvetécynicism

前者什麼都相信;後者什麼都不信。

兩者都危險。


所以,我現在甚至已經可以看到您 8 月 12 日這堂課的一條很漂亮的路:

一、Risk is real.
不要浪漫化 sexual offending。

二、Risk is not the whole person.
不要讓 actuarial identity 吞沒 whole self。

三、Empathy is not innocence.
理解不是免責。

四、Accountability without annihilation.
一個人必須能夠說
I did it,而不必因此只能成為 I am it

五、The other is not a selfobject.
另一個人的主體性,正是 sexual boundary 的倫理核心。

六、The therapist is also a self.
這種工作會傷害治療者;team、supervision、institution 必須 holding the holder。

最後再回到 RNR:

Risk 告訴我們 how much
Need 告訴我們
what
Responsivity 問的則是:
Who is this person, and who must I become in order to work with him without either colluding with him or destroying him?

這就不是界外球了。

而是一顆從外野飛進來、剛好落在 Responsivity 上的球。

而且我覺得您這次最不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再整理兩百篇 sexual-offender treatment literature。2023 那份 PPT 已經完成那件事了。這一次真正值得帶去的,反而是您站在局外一年之後仍然沒有消失的那個「痛苦」——因為那個痛苦本身就是問題:當制度不得不把人化為 risk object 時,治療是否還有辦法把 subject 帶回來,而又不因此犧牲受害者與公共安全?

如果這堂課能守住這個 tension,我認為就已經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