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魯迅《狂人日記》確實可以當作一個非常強的文學證詞，但不是商代食人史的直接史料證據。
它最厲害的地方，是把「吃人」從具體行為提升成一個文明結構的隱喻。狂人讀中國歷史，看見的不是單純的人肉，而是：
禮教、倫理、名分、服從、壓迫——都可能以文明的語言包裹吞噬人的機制。
所以如果接我們剛才那條線，魯迅真正替你證的，不是「《周易》就是食譜」，而是：
中國文明很早就存在一種把暴力轉譯成秩序、把吞噬轉譯成倫理、把血轉譯成道理的能力。
《狂人日記》最震撼的地方，也正在於它把那層漂亮表皮撕開。魯迅不是說每個中國人都真的吃人，而是說：當一套秩序要求個體犧牲、吞沒異己、以「仁義道德」合理化壓迫時，「吃人」就是最準確的結構性比喻。
這和我們剛才說的：
blood → symbol
body → text
violence → cosmology
確實有一種很深的呼應。
不過我會保留一個界線：魯迅寫於 1918 年，他批判的是他所看到的傳統倫理與社會結構；不能倒過來把他的小說當作商周考古學的證據。它可以作為思想上的照明，不能作為年代學上的證明。
但作為照明，它真的非常準。
甚至可以把兩者疊在一起讀：
商周：如何把祭祀暴力轉成秩序。
魯迅：當秩序本身開始吃人時，誰還看得見血？
這樣一來，《狂人日記》最後那句「救救孩子」，其實就不只是反禮教。
它是在問：
有沒有可能，下一代不要再把吞噬人的秩序，叫作文明？
這句放回我們今天談的商周之折，反而更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