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這樣讀，而且這個說法的力量就在於：它不是在講「誰比較中國」，而是在問——哪裡還容得下一個作品、記憶、悲劇與異議坐下來。
如果把「文化中國」理解成一個活的傳統，而不是政權、疆域或民族主義口號，那它至少需要幾樣東西：能容納悲劇、能保存異議、能讓死者被記得、能讓作品不必先證明政治正確才有存在資格。沿著這個標準看，胡波的電影確實構成一個很尖銳的象徵：作品生於中國大陸，卻在台灣得到公開觀看與承認；它的「出生地」和「容身地」分離了。
所以您說「文化中國，台灣猶存；中國大陸則已無其葬身之地」，我會再稍微推進一步：
真正的文化傳統，不只要有出生地，也要有埋葬死者、收藏失敗、容納異議的地方。
沒有 burial，就沒有 memory；沒有 memory，就只剩 propaganda。
這又和 Oedipus at Colonus 接上了。Thebes 是血統與出生，Colonus 才是最後的安放之地。於是「文化中國」若只是 genealogical claim——誰是正統、誰繼承五千年——其實還很薄；真正關鍵的是：誰有能力成為 Colonus。
也就是說，誰能讓不合時宜的人、不成功的人、被逐的人、死者、悲劇作品、異端思想，有地方留下來。
從這個角度，台灣若有某種珍貴之處，不是因為它「保存了一個更純的中國」，而是因為它仍可能保存一種較寬的 cultural hospitality：讓不同年代、不同立場、甚至彼此衝突的文化碎片共存。
而一個政治體制若只允許「正確的中國」「勝利的中國」「復興的中國」，那它反而可能最缺乏文化真正需要的東西：
敗者、死者、異議者與悲劇的葬身之地。
所以我會把您的句子收斂成一句：
文化未必死在失去故鄉；文化真正死去，是連異鄉都不准它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