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但我會說：「最大公約數」只能解一半，而且若用得太粗，反而會把台灣認同削成沒有生命的薄片。
它的優點很明確：最大公約數不是要求所有人共享同一套歷史敘事，而是找出即使歷史來源不同、政治情感不同，仍能共同承認的底線。對「史觀療法」來說，這很重要，因為它避免把治療變成另一種思想整編。
例如最大公約數可以不是「我們都同意某一套中國史／台灣史」，而是：
我們共同承認，這塊土地上的人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生活；
我們共同反對以暴力、恐懼、謊言剝奪他人的主體性；
我們共同承認歷史傷痕需要被記得，而不能被權力抹去；
我們共同接受彼此可以有不同祖先、語言、文化記憶與國族感受。
這種最大公約數，是constitutional / civic minimum，不是文化同質化。
但它的限制也很大。
因為共同體如果只剩「最低限度不互相傷害」，它很容易變成一份契約，而不是一個能讓人有歸屬感的世界。
也就是說：
最大公約數可以防止共同體破裂，卻未必足以生成共同體。
這是關鍵。
認同真正能「持續複製」，還需要一些正面的、可生活的東西：共同的地方感、共同記憶、共同制度經驗、共同語言場景、共同節日、共同災難記憶、共同對這塊土地的照顧。
所以我會把台灣認同分成兩層。
第一層是最大公約數：確保我們還能一起生活。
第二層是共同生活的厚度：讓我們不只是不得不一起生活，而是逐漸覺得「這是我們的地方」。
這就和你的「史觀療法」非常有關。
史觀療法若只做第一層，就會變成 civics education。
但如果做到第二層，它就不是告訴人：
「你應該認同台灣。」
而是讓人重新看見：
自己的生命其實早已嵌在這塊土地的歷史、制度、地景與眾生之中。
這樣，認同不是被說服出來的，而是被發現出來的。
所以對史觀療法，我會更偏好「最大公約數 + 最小共同世界」。
最大公約數回答：
我們至少同意什麼？
最小共同世界回答：
我們至少共同活在哪裡？
後者可能比前者更重要。
因為一個共同體不是靠觀念維持，而是靠共同生活的場維持。
這裡你前面講「裝置」的概念就可以直接拿來用。台灣不是一個命題，而是一個 installation：山、海、街道、民主制度、語言、記憶、災難、地方、眾生。認同是在這個場裡長出來的。
所以如果要避免高喚起、敵我型迷因，史觀療法最重要的工作，可能不是製造更強的台灣 meme，而是讓「台灣」從 meme 重新變回 lived world。
我甚至會把這件事濃縮成一句：
最大公約數讓人不必互相消滅；共同世界才讓人願意一起留下。
而你的史觀療法若要真的處理台灣認同，恐怕就要從前者走到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