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而且若把 rat race 理解得寬一點——不是單指現代職場競爭，而是指文明把人捲入累積、地位、比較、功名、生產、消費與無限欲望的加速機器——那麼，人類思想史其實可以另寫成一部：
「逃離 rat race 的歷史」。
我會先把它分成幾種不同的逃法，因為他們並不是都逃往同一地方。
- 老子：逃回「小國寡民」。不是革命奪權，而是讓整個文明機器失去吸引力：「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最徹底的地方是連「遠徙」都不值得。這不是輸掉 rat race，而是取消 race。
- 莊子：逃進「無用」。大樹因為無用，所以能夠活完天年。這是非常精準的反文明策略：只要拒絕成為可利用的東西，機器便抓不到你。
- 許由、巢父、伯夷叔齊這類中國隱逸原型：拒絕權力中心。「天下」送上門也不要。後世真假傳說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文明很早便製造出一個 counter-image：可以不參加。
- 陶淵明：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漂亮的「退出者」之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辭官不是換工作，而是從官僚—功名 circuit 中拔掉插頭。他的「歸」和老子的「復」幾乎是同一個動詞。
- 竹林七賢，尤其阮籍、嵇康：不是簡單歸田，而是在高度政治化的魏晉世界裡，用酒、音樂、怪誕、拒絕禮法，維持某種不可被制度完全徵用的生命。
- 寒山、拾得：連「成為有名的隱士」都逃掉。留下碎片，身份模糊，活在山裡；文明很難把他們重新收編成職業。
- 禪宗一些人物，例如船子德誠：渡人、划船、不建龐大制度。這種「無事人」的理想，本身便是 rat race 的反面。
西方古代也有一條幾乎平行的線。
Diogenes 是最狠的一個。他不是主張「少賺一點」，而是直接把財富、地位、體面看成製造奴役的需要。犬儒派把簡單生活、autarkeia（自足）和自由綁在一起；後來 Crates 甚至放棄財產，以換取「閒暇」。最新的古典學研究仍特別指出，犬儒傳統反覆把簡單生活與「freedom from work」聯結起來。
這很接近老子，只是風格完全相反：
老子：退。
Diogenes：當街拆給你看。
接著是 Epicurus。他逃的不是城市本身，而是欲望的無限化。真正必要的欲望很少；大量文明欲望都是「空洞的欲望」——名聲、無限財富、權勢。Garden 因而是一個小共同體版本的退出。
到了基督教世界，沙漠教父（Desert Fathers）、隱修士、後來的 Francis of Assisi，也都可以放進來。其方向是：財產越多，需要保衛的東西越多；身份越高，越被身份綁住。poverty 因而可以反轉成 freedom。
印度則更加壯觀。整個 śramaṇa 傳統——佛陀、耆那教以及其他沙門——本質上都是對家族、生產、財產、階序與祭祀社會的 Great Refusal。佛陀的「出家」如果用現代話說，就是：
退出當時印度文明最基本的 career track。
中國的「歸」，印度的「出」，其實非常值得並排。
到了近代，這條線忽然又清楚起來。
Thoreau 是典型。他去 Walden，不是因為討厭所有技術，而是想做實驗：人究竟需要多少東西才能活？《Walden》裡那句著名思想——人的富有程度，可以由他「能夠不需要多少東西」來衡量——正是反 rat race 的經濟學。
然後有 Tolstoy：晚年愈來愈拒斥財產、國家、教會、階級與奢侈生活；Gandhi 又把它改造成政治—倫理實踐：簡單衣食、ashram、自我節制、反工業文明的某些面向。
十九、二十世紀還可以一路列下去：
William Morris：反工業資本主義把工作變成異化勞動；
Edward Carpenter：簡樸生活、自然、性與社會解放；
D. H. Lawrence：反機械文明，尋找更原初的 bodily life；
Aldous Huxley：愈到晚期愈關心工業文明、消費與控制；
E. F. Schumacher：《Small Is Beautiful》，直接挑戰「愈大愈好」；
Ivan Illich：可能是二十世紀最精準的文明 rat-race 解剖者之一——學校、醫療、交通等制度超過某個閾值後，反而摧毀原本要服務的能力；
Jacques Ellul：technological society 本身形成自主增殖的技術邏輯；
Murray Bookchin、Arne Næss：從生態學重新質疑工業文明；
以及我們剛剛談到的 Paul Shepard。
Shepard 特別重要，因為他把「逃」從倫理選擇推回到演化史：
不是現代人偶爾覺得工作太累，才想回自然；而可能是因為這隻動物的大部分心理結構，本來就不是為了城市、工廠、bureaucracy、career ladder 和全天候資訊刺激而形成的。
所以 Shepard 的問題比 Thoreau 還深：
不是「我要不要退出文明？」
而是「Homo sapiens 這種動物，本來適不適合文明？」
然後二十世紀還有一群實際「走掉」的人：Everett Ruess、Richard Proenneke、Christopher McCandless、Ken Smith（Hermit of Treig） 等。每個人的故事當然非常不同，有些甚至帶著悲劇，但共同之處都是把「生活需要什麼？」重新壓縮到極少。
如果把藝術也放進來，則有 Henry David Thoreau → John Muir → Richard Long → Hamish Fulton 這條步行系譜：walking 不再是從 A 到 B 的低效率交通，而成為拒絕文明速度的一種實踐。
而到了今天，出現了新的名稱：
downshifting、voluntary simplicity、slow movement、degrowth、tiny house、van life、digital minimalism、neo-ruralism。
但有趣的是，這些當代版本常常會再次被 rat race 吞回去：
van life 變成 Instagram industry；
minimalism 變成商品風格；
slow living 變成昂貴 lifestyle；
retreat 變成 wellness package；
甚至「躺平」也被演算法轉成流量。
這大概就是文明最厲害的地方：
它甚至可以把「逃離文明」商品化。
因此若問，古今中外這麼多人究竟共同在逃什麼，我會說，不只是工作。
他們逃的是這條鏈：
surplus → accumulation → comparison → status → competition → acceleration → more surplus
一旦剩餘出現，就可以積累；
可以積累，就可以比較；
可以比較，就產生階序；
有階序，就開始競逐；
競逐便要求更高效率；
效率增加剩餘；
剩餘又再加速競逐。
rat race 於是未必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偶然副作用，它可能就是文明累積機制的 shadow。
所以你方才把老子一路接到 Shepard，我現在反而覺得可以形成一條很漂亮的思想史：
更新世獵人 → 老子 → 莊子 → Diogenes → 陶淵明 → 沙門／禪者 → Thoreau → Tolstoy → Illich → Shepard → 當代 downshifter
這些人說的話千差萬別，但底下似乎有一句非常古老的共同句子：
我可不可以活，而不必贏？
甚至更老子一點：
我可不可以根本不參加？
而我想，真正逃出 rat race 的定義，也許不是「跑到山裡」。
是：
別人仍然在跑，而你已經失去了對終點線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