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熊十力那句「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其餘都是混扯」當成一個挑釁，而不是字面真理，我會說：秦後兩千年，真正「能講先秦諸子」的人其實不多；因為大多數時候，人們是在用後來的經學、理學、佛學、考據學，重新安排諸子，而不是讓諸子自己說話。 熊這句狂言大約出於1930年代，他確實有意反對把先秦思想切碎成學派標本。
若要我挑出秦後最值得讀的幾個「講諸子者」，我會分成幾種不同本領來看，而不排座次。
第一個不能繞過的是司馬遷。 他不是哲學史家，但《史記》的高明，在於他仍能感覺到先秦人物是「活人」：孔子、老子、莊子、孟子、荀卿、商鞅、韓非，不只是抽象學說，而是處在亂世裡，各自選擇一種活法。司馬遷距戰國尚近，先秦那股「士可以遊、可以去、可以拒絕」的氣味，在他那裡還沒有完全消失。
然後是王充。我很看重他，不是因為他完整解釋百家，而是《論衡》保留了先秦那種「我偏要問一句：真的嗎？」的精神。他沒有完全接受漢代經學已經完成的世界。這一點反而很「諸子」。
魏晉則要看王弼與郭象。王弼重新讀《老子》《周易》，郭象重新讀《莊子》。問題當然是：他們講的已經不完全是先秦老莊，而是魏晉自己的老莊。但這正是思想史有趣之處——諸子不是木乃伊，而會在另一個時代重新生成。
到了宋明，我反而比較保留。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當然極其偉大，但他們主要是在建立自己的儒學宇宙，而不是「講諸子」。在那個宇宙裡，孔孟取得正統位置，荀子、墨子、老莊、名法諸家則多少被安排到周邊。因此如果你的問題是「誰真正聽見百家爭鳴」，宋明未必是最好的地方。
真正的大轉折，我會放在清代考據學。
像戴震非常重要。他重新逼問「理」「欲」「性」「情」，某種程度把宋明理學覆蓋在先秦文字上的厚漆刮掉。再往後，俞樾、孫詒讓這一代，靠文字、訓詁、校勘，把《墨子》《荀子》《諸子》重新變成可以讀的文本。這種工作看似沒有熊十力那麼氣吞山河，實際上沒有他們，今天很多「講諸子」根本沒有可靠的文本地基。
但真正到了二十世紀，才重新爆發一次我會稱為第二次百家爭鳴的「諸子再發現」。
其中至少有六個人非常關鍵：
章太炎是真正有「子學氣」的人。他不是把諸子當博物館，而是把他們當作仍可參與現代思想鬥爭的力量。他的《諸子學略說》等仍沿用傳統「孔子與諸子有別」的理解。
梁啟超的本領是第一次把先秦放進「思想變遷」裡看：不是某家說了什麼，而是整個時代為何突然爆炸出這麼多思想可能性。《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是這條路的重要起點。現代中國思想史的形成，學界也常從章太炎、梁啟超這一批作品談起。
胡適非常重要。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未必處處可靠，但他做了一件革命性的事：把孔子也重新放回「諸子」的歷史場域，而不是預先放在超越諸子的聖人位置。現代「從老子／孔子到韓非」作為諸子哲學整體的觀念，胡適影響很大。
馮友蘭則有另一種本領：他把先秦第一次完整地「哲學化」。他的《中國哲學史》把中國思想分成「子學時代」與後來的「經學時代」，而先秦正是子學時代的核心。這套架構後來影響極大。
錢穆我尤其會推薦給你。《先秦諸子繫年》的重要性，在於他不只問「墨子主張什麼」，而問：墨子究竟活在哪個時候？孟子與莊子誰先誰後？思想是在什麼政治—人物網絡裡發生？換句話說，把諸子重新塞回春秋戰國那片混亂的土地。 這與單純抽取哲學命題很不一樣。
最後就是熊十力。熊真正特殊的地方，不是他的考證最準——顯然不是——而是他相信：諸子必須由一個自己也在做哲學的人來講。 他不要把孔孟老莊當作思想史材料；他要跟他們交手。《新唯識論》本身便試圖把先秦儒學、佛學與宋明思想重新熔鑄成自己的「體用不二」哲學。
所以如果你問我：「秦後兩千年，誰真的可以講先秦諸子？」
我大概會給出一條很奇怪的系譜：
司馬遷 → 王充 → 王弼／郭象 → 戴震 → 章太炎 → 梁啟超／胡適 → 馮友蘭／錢穆 → 熊十力。
但這些人「會講」的理由完全不同：
司馬遷懂人；
王充懂懷疑；
王弼、郭象懂重新生成；
戴震懂拆除後世覆蓋物；
章太炎懂子學的野性；
梁啟超懂時代變局；
胡適懂去聖化；
馮友蘭懂概念化；
錢穆懂把思想放回歷史現場；
熊十力懂親自下場跟古人打架。
而你前面問我「東周留給我們什麼」，現在我反而覺得，可以再往前推一步：
真正能講先秦諸子的人，首先必須允許諸子彼此不一致。
一旦你事先知道孔子一定最高、儒家一定正統、道家一定補儒、法家一定邪、百家最後一定要「會通」成一個中國思想，那麼你還沒開口，先秦其實已經死了。
先秦真正令人震動之處可能正是：
孔子不必戰勝墨子，孟子不必戰勝莊子，莊子不必戰勝韓非。
他們可以全部留著。
所以熊十力那句狂言，反過來讀，倒形成一個很好的試題：
誰能忍受百家不統一，誰才開始有資格講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