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地說，李建彤的長篇小說《劉志丹》並沒有直接揭發毛澤東某一樁私人醜聞。它真正觸犯毛澤東的，是它重寫了一幅革命起源圖：中共革命並非只有井岡山—江西蘇區—毛澤東這一條中心路線；在毛澤東抵達陝北以前，劉志丹等人已經獨立建立一個能夠生存的紅軍與根據地。
這幅圖一旦成立，毛澤東的「唯一革命源頭」神話便出現裂縫。
一、《劉志丹》揭露：毛澤東不是陝北革命的創造者，而是後來的受益者
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習仲勳等西北共產黨人，在與中共中央長期聯絡不暢的情況下，已經自行建立陝甘邊與陝北根據地。1935年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陝北時，並不是來到一片荒地，而是進入一個由當地革命者用生命維持下來的根據地。
換句話說：
不是毛澤東創造了陝北，
而是陝北保存了走投無路的毛澤東與中央紅軍。
這就是後來極敏感的「陝北救中央」或「西北救中央」說法。《劉志丹》不必直接貶低毛，只要忠實寫出西北根據地的自主歷史，就會使讀者自然看到：毛澤東在1935年抵達陝北時，是一位需要庇護、需要落腳處的外來領袖，而不是從天而降的唯一救星。官方後來指控小說「誇大和歪曲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恰好反證這正是案件的核心。
毛真正不能容忍的，不是小說寫錯，而是小說使人記起：
延安並不是毛澤東從無中創造出來的；他接收了一個別人已經建立、並為之流血的革命家園。
二、它揭露毛澤東對「另一套革命血統」的恐懼
劉志丹不只是將領，他代表一條可能與毛並列的革命傳統：
- 地方性的，而非中央派遣的；
- 從西北社會內部長出的，而非由井岡山複製過來的；
- 具有自己的領袖、軍隊、記憶與群眾基礎；
- 在毛澤東到達以前便已存在。
這種歷史意味著，中共內部可能存在不以毛為始祖的合法性。
《劉志丹》還涉及高崗。高崗出身西北根據地，1954年被打成「高饒反黨聯盟」後自殺。康生因此把小說中歌頌西北革命的內容解釋成「為高崗翻案」，再把習仲勳、賈拓夫、劉景范等人構造成所謂「習賈劉反黨集團」。1963年的審查報告更把小說稱為這個虛構集團的「綱領」。
其中真正不堪的地方是：
毛澤東對一個已經死亡的劉志丹、一個已經死亡的高崗，以及一部尚未正式出版的小說，仍感到政治威脅。
因為在個人獨裁體制中，歷史記憶本身就是潛在反對派。
三、它暴露毛澤東會把文學閱讀變成刑事偵查
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期間，康生把《劉志丹》說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毛澤東接受並擴大了這套說法，宣稱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製造輿論、先做意識形態工作。
於是，一部歷史小說不再是文學作品，而被當成：
- 密碼；
- 政變宣言；
- 反黨集團的綱領；
- 作者與相關幹部內心罪惡的證據。
這是毛式政治極不堪的一點：文字不依據它寫了什麼定罪，而依據領袖認為它「影射」了什麼定罪。
小說中的人物可以被說成影射高崗；對劉志丹的讚美可以被說成貶低毛澤東；描寫西北根據地自行走出武裝革命道路，甚至可以被指控為「剽竊毛澤東思想」。這套推理完全不可證偽：作者愈否認，便愈可被解釋為隱藏陰謀。
1979年，中共中央正式承認《劉志丹》送審稿不是反黨小說，並將此案定性為康生製造的大錯案；1980年，所謂「習仲勳反黨集團」亦獲平反。
然而，僅僅歸罪康生仍不完整。因為康生提供了刀，毛澤東決定讓這把刀成為國家權力。
四、它暴露毛澤東如何藉一部小說清洗真實的人
習仲勳曾向中央申辯，說明自己沒有主持小說創作，也不接受被強加的罪名；結果，申辯反而使批判升級。1962年秋，他實際上被停職，其後被隔離審查，在文革中又遭關押、監護，前後失去自由與正常政治生活長達十餘年。
作者李建彤以及許多受訪者、編輯、出版社人員、西北老幹部，也遭到審查、關押和迫害。官方平反材料後來把此案稱為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
這就揭露了毛式統治的一個根本結構：
先決定誰在政治上有嫌疑，
再回頭從小說、談話、交往與歷史記憶中尋找罪證。
不是作品導致案件；是政治上已經需要一個案件，作品遂被改造成證據。
五、最深的不堪：毛澤東奪取的不只是根據地，也是別人的歷史
我想，《劉志丹》案真正碰到毛澤東的痛處，可以濃縮成一句話：
毛澤東不只需要成為革命最後的勝利者，也需要成為革命唯一的作者。
劉志丹的存在提醒人們：
- 革命可以在沒有毛澤東的地方發生；
- 根據地可以在沒有毛澤東指導時建立；
- 群眾可以擁戴另一位「群眾領袖」；
- 中央紅軍曾是被西北革命者收容的一群敗退者；
- 延安神話底下，埋著許多被消音的地方革命史。
因此，《劉志丹》最大的「反黨性」，不是替高崗翻案，而是讓歷史重新變成複數。
關於「毛澤東謀殺劉志丹」之說
坊間另有一種更強的說法：劉志丹1936年在山西三交鎮陣亡並非單純戰死，而是毛澤東或中央刻意將他置於危險位置，甚至安排暗殺。這種說法目前缺乏足以定案的可靠檔案證據；較可確定的是，劉志丹於1936年4月14日在東征作戰中中彈身亡。
所以，我不會把「毛下令殺劉志丹」當成已證實史實。但也無須靠這項未證實指控，才能看出毛的不堪。1962年毛澤東如何對付一本關於死者的小說，已經足夠說明問題。
說到底，《劉志丹》揭露的不是毛澤東某一次失態，而是他的根本匱乏：
他占有了政權，仍不放心；
占有了現在，還要占有過去；
人已死了，還要禁止人們用另一種方式記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