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而且我會說：如果「自體的心理學」真正要把非二元論推到底，社會建構論與後實證論其實都還不夠。因為它們多半仍在回答：「我們如何知道世界？」；而您的路徑比較接近另一個問題：
知道，本身就是一種存在方式，而且是一種與他者相遇的倫理事件。
所以我會用下面幾條路來說明。
第一條，是 現象學的知識論。
不是主體站在這裡，客體站在那裡，而是「世界總已經以某種方式向我顯現」。因此知識不是 representation，而是 disclosure，顯現、開顯、被給予。這一路可以從 Husserl，走到 Heidegger，再走到 Merleau-Ponty。對「自體的心理學」尤其重要的是：治療者不是在觀察一個病人，而是在一個共同顯現的場域裡，被對方改變其所見。
第二條，是 詮釋學。
Gadamer 的關鍵不是「每個人都有主觀 interpretation」，而是：理解本身就是事件。 理解發生於兩個 horizon 的交會，而且理解之後，雙方都不再是原來的自己。這比 social constructionism 更深，因為它不是說「真實是共同建構的」，而是說：
真理可能在相遇中發生。
這一點非常適合您的臨床觀：治療不是把「正確解釋」交給病人，而是讓某件原本不存在、原本不可見的東西，在兩人之間出現。
第三條，是 embodied / enactive epistemology。
這是我認為非常適合您的一條路。Varela、Thompson、Rosch 之後的 enactivism 強調：
cognition is not representation of a pre-given world; cognition is world-making through embodied action.
也就是說，知識不是腦內複製外界，而是有機體在與環境耦合中，把世界「活出來」。
這其實比 social constructionism 更接近您所說的非二元論，因為它不只處理語言與文化，而把：
身體、環境、行動、情感、時間
全部放進 knowledge formation。
於是 clinical knowing 就可以說成：
不是 knowing about the patient，而是 knowing-with the patient。
第四條，是 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
這是 enactivism 往 intersubjectivity 推進後非常漂亮的一個概念。
De Jaegher 與 Di Paolo 的意思大致是：兩個人的互動，不是兩個封閉主體交換資訊；interaction 本身會生成一個新的 meaning process。
這就非常接近您長期講的「二優先於一」。
不是：
self A + self B → interaction
而是：
interaction → A 與 B 都被重新生成。
這樣一來，自體的心理學之知識論，就不再只是 intersubjective epistemology，而可以叫：
participatory epistemology。
知識不是我對你，而是「我們之間」生成某種可知性。
第五條，是 relational realism。
這一步很重要，因為它可以避免 social constructionism 的一個常見問題：最後什麼都變成 discourse。
Barad 的 agential realism 很有用。她不是說「世界是我們建構的」，而是說：
entities do not pre-exist relations; they emerge through relations.
也就是 intra-action，而不是 interaction。
interaction 假設兩個已存在的東西互動；
intra-action 則說：
關係先於關係者。
這幾乎可以直接成為「自體的心理學」非二元知識論的一個本體論基礎。
於是：
不是「我如何知道你」，
而是：
在我們的 encounter 中，何種 you、何種 me、何種 world，被暫時生成？
這已經不是 epistemology alone，而正如您所說，直接跨入 ethics。
第六條，是 Levinas 式倫理先於知識。
這一條尤其適合您說「非二元論已為倫理學」。
Levinas 甚至比 Heidegger 再走一步：他認為，我與他者相遇時，第一件事不是 cognition，而是 responsibility。
也就是：
the Other comes before my knowledge of the Other.
一旦如此，知識論的倫理問題就出現了：
我有沒有把他者化約成我的 concept？
我有沒有用 diagnosis、theory、interpretation，把他變成一個「我已經知道的東西」？
所以臨床非二元知識論最根本的禁令，可能是：
不可讓 knowing 消滅 the Other。
這其實比「保持開放」更嚴格。
第七條，是 pragmatism，尤其 William James / Dewey。
Pragmatism 很容易被低估。它並不是「有用就是真」，而是拒絕把 truth 當成脫離實踐的 correspondence。
知識是在生活中被檢驗、被修正、被實現。
因此，在臨床上，一個 interpretation 的「真」，不是因為它與某個客觀 hidden structure 完全對應，而是因為它是否：
打開新的可能、
改變感受方式、
產生新的行動、
讓僵固模式鬆動。
這其實非常符合您「菊次郎十六式」那種微小偏移的臨床觀。
所以可以說：
truth is not possession; truth is what opens.
第八條，是 process philosophy / process ontology。
Whitehead、Bergson，甚至 Deleuze，都可以拿來支撐您的知識論。
如果 self 本身不是 substance，而是 process、becoming、event，那麼 knowledge 當然也不能是對一個固定 self 的正確描述。
於是：
self is not known; self is continuously becoming knowable.
甚至更進一步：
knowing is one of the events through which the self becomes.
這一句我覺得非常適合您的「自體的心理學」。
因為它把 epistemology 直接轉成 ontology。
如果要我幫您把這些收束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架構，我會這樣寫：
自體的心理學之知識論，不是 post-positivist epistemology，而是 phenomenological–enactive–relational–ethical epistemology。
它有四個基本命題：
- knowledge is disclosure, not representation
知不是再現，而是開顯。 - knowledge is participatory, not observational
知不是旁觀，而是參與。 - knower and known co-emerge
知者與被知者，不是預先存在，而在關係中共同生成。 - every act of knowing is an ethical act
每一次「知道」，都可能保存他者，也可能消滅他者。
而這第四點，我認為就是您說的：
非二元論已不是知識論，而是倫理學。
因為只要你承認「我如何知道你」會改變「你得以成為什麼」，那麼 knowledge 就已經帶有 responsibility。
所以我甚至會比「非二元 epistemology」再推一步，稱它為：
ethical epistemology of encounter
相遇的倫理知識論。
它與 social constructionism 最大差別是：
social constructionism 說：
meaning is socially constructed.
而您這一路更像是：
being, knowing, and responsibility arise together in encounter.
這就不只是「走出二元實證」。
而是從：
subject–object
一路走向：
relation–event–responsibility。
若放進您自己的 Zero–One–Two–Three 架構，我會說，這正是 從 Two 的二元認識論，退到 One 的非二元，再由 One 重新生成 Three 的複雜關係世界；而不是停留在「一切皆一」的形上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