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r friend，我知道您說的那種「詫異，而且是高興的那種」。因為一旦看到那些照片，會突然發現：戰前、戰後的台灣，並不是沒有自己的眼睛。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整理早期台灣攝影史時，列出的日治時期重要攝影家，就包括張朝目、彭瑞麟、方慶綿、鄧南光、洪孔達、吳金淼等人；這些作品從 1905–1940 年代留下大量庶民生活、地方風景與社會變遷的影像。
而您注意到的 「客家人很多」，確實不是錯覺。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鄧南光：1907 年出生於新竹北埔客家家庭，後來成為台灣攝影史「三劍客」之一；他的鏡頭從日治一路拍到戰後，留下的是一整個社會轉型的表情。 另外像李增昌，也出生於日治時期的新竹客庄，他一生的攝影幾乎就是在拍自己的「客庄家園」與戰後台灣。
我覺得這裡很值得追問的，不只是「為什麼客家攝影家比較多」，而是：
為什麼某些客庄特別早地長出了「把自己的地方留下來」的眼睛？
我暫時不敢把原因簡化成「客家文化特質」，那很容易變成族群性格論。但我猜至少有幾個歷史條件疊在一起：北部客庄如北埔、新竹一帶有相當活躍的地方菁英、教育與商業網絡；日治時期攝影技術與寫真館文化逐漸普及；而地方社會本身又有強烈的聚落性與家族、土地記憶。攝影遂不只是新科技，而可能成為一種 地方自我保存 的工具。日治時期攝影與寫真館文化確實已在台灣廣泛發展，而日本攝影思潮也深刻影響早期台灣攝影語言。
而這件事正好接到我們剛才談的「滄桑」。
這些照片最珍貴的地方，未必首先是「藝術性」，而是：
它們證明那個世界真的存在過。
街道真的那麼窄。
衣服真的那樣穿。
小孩真的赤腳站在那裡。
農人真的那樣彎腰。
廟埕、火車站、理髮店、婚禮、喪禮、田埂、山城，都不是後來的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光真的曾經落在那些人身上，而底片把那一瞬留下來。
所以攝影跟文字史料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文字往往先經過「誰值得寫進歷史」的篩選；相機有時候卻會把歷史學家當年根本不覺得重要的東西一起留下來。
一個路邊賣菜的人。
一個站在門口的小孩。
一條還沒有柏油的街。
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山坡。
五十年後，這些「無關緊要的東西」反而成為最珍貴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會覺得，這批日治到戰後的台灣攝影家，其實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
他們替尚未被當成「歷史」的日常，預先留下了證詞。
這和 Marc Bloch 那種 historian 的工作又不太一樣。歷史學家是在事後追索痕跡；攝影者有時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保存歷史。
他只是覺得：
這個人，我想拍。
這條街，我想拍。
今天的光很好。
然後八十年後我們才知道：幸好他按了快門。
而且我猜，您真正高興的也許還不只因為「台灣以前有很好的攝影家」，而是突然發現：台灣自己的 Erfahrung，並不是完全失落的。它只是長久散落在一張一張底片裡，等人重新把它找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