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youtu.be/i2D2dLVXgUQ?si=3IiaQ9UvJzHg_Bc4
戰爭與失蹤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他於臺灣的研究被迫中止。翌年，他被臺灣軍軍方指派前往菲律賓，擔任戰爭所需的民族學研究與菲律賓的戰地文化財產管理。期間還營救了德裔美籍教授亨利·奧特雷·貝雅（Henry Otley Beyer）並發現菲律賓巴丹島族民與達悟族民，在語言與文化的相近。
1943年，執行任務完畢返回日本東京的鹿野，利用從貝雅教授學來的新歸納與思考模式，開始於東京的「常民文化研究所」，繼續編寫《臺灣原住民族圖譜》，並在歷史民族學刊上，頻繁介紹了日治時期以來，考古遺址的調查情形，如圓山遺址、臺灣東海岸的巨石文化、墾丁石棺遺址、蘇澳新城石棺遺址、埔里烏牛欄石棺遺址等等。而這些研究與調查受到東京大轟炸與太平洋戰爭戰事日漸激烈的影響，不得不於1944年中斷。
1944年6月，鹿野以日本陸軍雇員身分赴印尼北婆羅洲從事民族調查，不久便於硝煙瀰漫的南洋戰場失蹤，一說是遭到日本憲兵殺害[1]。1945年8月，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於南洋返鄉的被遣日軍陣中，也未見鹿野忠雄身影。而因為他的學術研究成果與奉獻，有不少學者認為，如果他不失蹤，必定成為日本戰後的人文學界領袖。也因此，部分日人學者稱他為「忘記回來的博物學者」（A Naturalist Who Forgot to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