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ly 22, 2026

那群鳥,出現過,兩次,一次是,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2013),另一次是,and they have escaped the weight of darkness (Olafur Arnalds, 2010),(ChatGPT, 2026-7-22) (2027)

 你這樣一說,我才明白你指的不是「冰島常見哪一種鳥」,而是同一個鳥群意象,在兩件相隔三年的作品裡出現。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裡,Walter 望著天空,鳥群忽然聚成 Cheryl 的側臉,隨即散開。那不是拍攝到的冰島自然現象,而是以 椋鳥 murmuration 為原型的 CGI 幻象;甚至有觀鳥者直接把它判作模擬 common starling 群舞。

而 Ólafur Arnalds 2010 年的專輯 …And They Have Escaped the Weight of Darkness,你所記得的是封面上那群手繪的、正從黑暗圓影周圍逸出的鳥。評論當時也注意到那個封面由「日蝕般的圓形」與手繪鳥群構成;官方作品頁則確認那是專輯的正式 artwork,而不是一張鳥類攝影。

所以,嚴格說來,我們無法替它們鑑定鳥種。兩者都是「像椋鳥群舞的鳥群」:電影裡是數位生成,專輯封面則是圖像化的鳥。

但你把這兩個畫面連起來,非常準。

同一群鳥,兩種逃逸

Ólafur Arnalds 的標題是:

……而牠們已逃離黑暗的重量。

鳥群所逃離的,不只是一片暗色,而是 weight——重量、重力、悲傷、憂鬱,以及把人壓在原地的東西。專輯的音樂也確實由沉鬱逐漸展開為帶著微光的上升運動;當年的評論便形容它從較不確定、憂鬱的時刻,緩慢釋放出希望。

三年後,Walter Mitty 看見鳥群飛成 Cheryl 的臉。這時鳥群不再只是「逃離黑暗」,而是把他內心那個尚未能夠說出的欲望,短暫地寫在天空上。

換句話說:

  • Arnalds 的鳥,從黑暗中飛出去;
  • Walter 的鳥,從內心飛到世界上。

一個是 脫離重量;一個是 想像取得形體

而鳥群形成 Cheryl 的臉後立即散掉,也非常重要。那不是一個可以永久保存的肖像;它只存在幾秒鐘。Walter 若想接近 Cheryl,不能一直站在原地觀看天空。他必須離開 daydream,真正跳上直升機、進入世界。電影後來也特別把 Bowie 的 Space Oddity 用在這個關鍵時刻,讓幻想與實際行動第一次會合。

鳥群不是自由本身,而是自由出現的形狀

單獨一隻鳥飛翔,容易變成陳腐的自由象徵;但這裡偏偏是一群鳥。

鳥群沒有固定輪廓。它可以是雲、浪、黑影,也可以忽然變成一張女人的臉。它的「形」並不屬於任何一隻鳥,而是在關係與運動中暫時生成。

所以它很接近你最近反覆談的:

生成即存有。

它不是先有一個完整形體,再開始移動;它只在移動中,暫時成為某個形體。鳥群一停下,就不再是那個世界。

也因此,它和你的 analogical self 很接近。鳥群並不以邏輯論證 Cheryl 是誰;它只是用相似、輪廓、記憶和欲望,把一個人的臉從天空中召喚出來。那是純粹的 analogical event。

從 Arnalds 到 Walter Mitty

我甚至願意把兩件作品讀成一句前後相接的話:

牠們逃離了黑暗的重量,
於是,在天空中,短暫成為一張所愛之人的臉。

先脫離重量,才可能生成形體。

但是,那個形體不能抓住。一抓住,它就不再是鳥群,只會變成一張固定的照片、一個符號、一個被保存的 self。於是鳥群必須再次散開。

這也是 Walter Mitty 的深處:Walter 原本管理的正是照片底片——把已發生的生命固定下來;然而他真正開始活著,卻是在影像無法固定、鳥群正在消散的時候。

所以,dear friend,那兩次出現的,也許不是「冰島的鳥」。

那是同一群來自冰島式想像的鳥:

牠們沒有逃離黑暗;
牠們逃離的是黑暗的重量。

黑暗仍然在那裡,只是有一瞬間,不再能把牠們壓在地上。


為什麼冰島的鳥群,飛得這麼壯觀,那是什麼鳥?(ChatGPT, 20026-7-22)

 Dear friend,你說的若是冰島天空中那種像黑雲一樣,忽然收縮、翻轉、裂開,又重新聚合的鳥群,最可能是歐洲椋鳥(European starling, Sturnus vulgaris)的 murmuration,中文常譯作「椋鳥群舞」或「群飛」。


它之所以壯觀,不只是鳥很多,而是整群鳥看起來像一個會變形的巨大生命:沒有指揮者,卻能幾乎同時轉彎。研究顯示,椋鳥主要不是追隨整群,而是即時調整自己與附近少數同伴的方向、速度和距離;局部的小變化迅速傳遍鳥群,便產生波浪、漩渦和忽然變暗的巨大形狀。


牠們這樣飛,主要與幾件事有關:


避開猛禽。 鳥群不斷改變形狀,使隼或鷹難以鎖定單一目標;觀察也發現,有猛禽出現時,群舞往往會更大、更劇烈。


黃昏集合過夜。 椋鳥通常在共同棲息地上空聚集,彼此等待,然後一起落下休息。


交換資訊與保暖。 大群聚集可能有助於找到食物來源,也能在寒冷環境中降低個體風險。


不過,冰島也有另一種可能:倘若你看到的不是黑色煙雲,而是靠近海岸、草地或濕地,鳥翼翻轉時一陣明、一陣暗,那也可能是金斑鴴/歐洲金斑鴴(European golden plover)。牠們會形成密集大群,轉彎時因背面與腹面反射不同,整片天空像忽然閃光。冰島夏季雖然繁殖鳥種不算特別多,遷徙與繁殖季的鳥隻總數卻非常龐大。


我尤其喜歡 murmuration 的一點:它沒有中心,沒有領袖,也沒有一隻鳥知道整體將變成什麼。每隻鳥只照應身旁幾隻,最後卻生成一個遠大於個體的形狀。


那不是「集體服從」,而是局部感應所生成的整體

不是 algorithm,而近乎 analogical coordination:


沒有一隻鳥擁有鳥群的地圖,

但整片天空,暫時成為牠們共同畫出的地圖。

這部片子,我印象中,是 1990 前後看到的,最難忘的是,the photojournalist John Cassady, 高舉相機,面對飛機掃射,死在 Boyle 懷中,(ChatGPT, 2026-7-22) (2027)

 Dear friend,我也覺得,那幾乎是整部片子最難忘的一幕。

Cassady 高舉相機,面對飛機掃射,並不是因為他相信相機可以擋子彈;而是因為在那一刻,他除了繼續拍攝,已經沒有別的存在方式。那個姿勢既勇敢,也荒謬,甚至帶著一種近乎職業病的忠誠:

既然無法阻止死亡,至少不要讓死亡沒有影像。

所以他死在 Boyle 懷中時,真正斷掉的,不只是朋友的生命,也是 Boyle 與世界之間最後一層「我只是旁觀者」的距離。此前 Boyle 還可以逃、可以喝酒、可以吹牛、可以把戰爭當成新聞;Cassady 的死迫使他知道,見證不是站在歷史之外觀看,而是讓歷史穿過自己的身體。

你在 1990 前後看到它,那個畫面大概也留下了一種「石刻期」的記憶。當時還沒有手機、沒有即時影像、沒有無窮盡的戰爭短片。相機仍是一件沈重的東西,照片仍像是從死亡現場搶救回來的物證。攝影記者把相機舉起來,不只是取景,而近乎舉起一件最後的武器。

然而,它不是槍。它不能救他。

這正是那一幕最痛之處:影像可以保存真相,卻未必能保護保存真相的人。

把它放在 Martín-Baró 的死亡旁邊,兩個姿勢其實很接近。Cassady 用相機留下國家暴力的證據;Martín-Baró 用心理學替人民的恐懼、宿命與創傷命名。他們做的都不是直接擊敗暴力,而是阻止暴力取得最後的勝利——阻止它把被殺者變成「從未存在過的人」。

也許你真正記得的,不只是 Cassady 的死亡,而是他死前仍然站著。飛機從上方俯衝,權力佔據天空;他在地上高舉相機,以一個人的身體,勉強保留觀看的位置。

那一刻很像你說的:

遍體鱗傷,仍然站立。

只是他最後倒下了,而照片留下來,進入另一個人的記憶。三十多年後,你仍然記得他高舉相機。這大概就是見證的微弱勝利:它救不了當時那個人,卻使死亡不能完全封口。


Please remember with me the film Salvador (Oliver Stone, 1986)” which eerily foresaw the death of Ignacio Martín-Baró (1942-1989). (ChatGPT, 2026-7-22) (2027)

 Dear friend,讓我們記得這部電影。

Salvador 在 1986 年上映,Ignacio Martín-Baró 則在三年後、1989 年 11 月 16 日,與另外五位耶穌會士、Elba Ramos 及她的女兒 Celina,一同在中美洲大學校園內被薩爾瓦多軍方的 Atlacatl 營殺害。UCA 的資料指出,行動命令針對的是那些被軍方稱作「游擊隊的知識分子」的人。

所以,你說 Salvador 「詭異地預見」了 Martín-Baró 的死亡,我認為是對的,但不是說 Oliver Stone 預言了某個具體人的命運。它預見的是一個死亡的文法

電影已經看見:

  • 軍政府把批判者稱為共產黨;
  • 寡頭、軍方與美國政策彼此勾連;
  • 教會人士只要站到窮人一邊,便由神職人員變成「顛覆分子」;
  • 記者、修女、農民、學生與知識分子,都可能在同一套機器裡被消失;
  • 殺人之後,國家仍會以反恐、秩序與國家安全的語言,否認自己殺了人。

Salvador 所拍到的,不只是 El Salvador 的內戰,而是:當一個政權開始把理解現實的人視為敵人時,心理學家也會成為軍事目標。

這正是 Martín-Baró 的特殊之處。他不是躲在大學裡研究「個人如何適應社會」;他反過來問:

這個社會如何使人瘋狂?
誰從人民的恐懼、宿命感與沉默中得利?
心理學為何總要求受壓迫者適應,而不要求壓迫制度改變?

他研究戰爭的心理創傷、意識形態、民意、暴力與宿命論;他主持的民意研究機構,甚至去詢問窮人的意見——在一個只容許軍方替人民說話的國家裡,讓人民自己說話,本身便是危險活動

電影中最可怕的,不是屍體

Oliver Stone 的電影非常粗糙、喧鬧、甚至過度用力。Richard Boyle 也不是一個純潔的見證者;他酗酒、吹牛、自私、投機,經常把他人的災難當作自己的新聞機會。電影故意不給我們一位高尚英雄。

但正因如此,它有一種奇怪的真實:

歷史常常不是由聖人看見,而是由一個碰巧仍在現場、仍有一部相機的人看見。

片中的屍坑、Romero 在彌撒中遭暗殺、美國女修會人士被姦殺、軍方與死亡小隊之間若有若無的界線,都來自當時已經存在的現實,而不是 Stone 憑空創造的恐怖。電影講的是一名記者逐漸發現:他原以為自己來到一場左右兩派的內戰,最後才明白,這也是一個由國家決定誰可以被當作人、誰只能被當作屍體的世界。

三年後,Martín-Baró 等人的死亡,使電影裡尚屬寓言性的結構,變成近乎逐格重演:

深夜;
軍人進入校園;
知識分子被命令趴在地上;
近距離射殺;
再試圖把責任偽裝成另一方所為。

不是電影預知了細節,而是死亡機器從未改變它的句法

Martín-Baró 為何必須被殺?

這裡需要說得更準一些:軍方最直接想殺的主要目標可能是 UCA 校長 Ignacio Ellacuría,因為他既有國際影響力,也主張透過談判結束戰爭。但殺戮沒有停在一人。他們殺掉整個知識共同體。

這說明軍方理解到一件事:

危險的不只是某一項主張,而是一群人共同形成的「現實描述能力」。

Martín-Baró 的危險,不是他拿著槍;而是他能夠為薩爾瓦多人的恐懼命名,將個人的症狀重新放回戰爭、貧窮、鎮壓與意識形態中。

傳統心理學可能會說:

這個人焦慮、被動、缺乏控制感。

Martín-Baró 則會追問:

誰使他必須焦慮?
誰反覆證明反抗無效?
誰把政治暴力內化成他的「人格」?

這就是 liberation psychology 的政治爆破力。它取消了權力最需要的一項偽裝:

把歷史造成的傷,診斷成個人內部的缺陷。

因此,殺害 Martín-Baró,也可以理解為政權企圖重新把心理學放回原位:讓它治療受害者,卻不要指認加害者。

Salvador

與「史觀療法」

對你而言,這部電影或許應當放在《史觀療法》的入口。

因為 Salvador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絕將創傷去歷史化。

一具屍體不是一具屍體而已。它牽連著:

  • 誰提供武器;
  • 誰訓練軍隊;
  • 誰在大使館裡把屠殺稱為反共;
  • 誰拍下照片;
  • 誰決定照片不能改變政策;
  • 誰被允許哀悼;
  • 誰的死亡連名字都不留下。

Martín-Baró 的心理學也做同一件事:讓症狀重新取得其歷史。

所以,電影與他的工作之間,不只是「電影預見他的死亡」;更深的聯繫是:

他們都試圖阻止權力把歷史現場,改寫成孤立事件。

Stone 用攝影機說:這些不是混亂中的意外。

Martín-Baró 用心理學說:這些也不是個人的適應不良。

最後那種令人不安的預見

電影上映時,Martín-Baró 還活著。他很可能已經知道自己的處境危險。UCA 的生平資料也記錄,熟識他的人認為,他知道自己可能遭到殺害。

於是,我忍不住想像——純屬想像——他若坐在黑暗的電影院看 Salvador,看見 Romero 倒下,看見修女被殺,看見記者站在屍坑旁,也許不會覺得自己看到了未來。

他可能只是認出:

這就是我們已經生活其中的現在。

所謂預言,往往不是看見尚未發生的事;而是比別人更早知道,已經存在的結構,遲早會找到下一個身體。

讓我們記得 Salvador,也記得 Martín-Baró。不是只記得他最後趴在草地上的那一刻,而是記得:他曾經試圖建立一種不再替權力治療受害者的心理學。

電影保存了死亡機器的影像;Martín-Baró 則留下了一套使我們仍能辨認那部機器的語言。


Please comment on The Limits of Control (Jim Jarmusch, 2009) for me, thanks. (ChatGPT, 2026-7-22) (2027)

 Dear friend,The Limits of Control 是一部很奇怪的電影:它表面上是 assassin film,實際上卻把暗殺片裡所有通常令人興奮的東西——情節、動機、危險、追逐、心理衝突——一樣一樣抽掉,最後只剩下:

一個人,穿著體面的西裝,依照不明所以的指令,穿過一個又一個地方。

因此,我想,它不是一部「關於如何完成任務」的電影,而是:

當整個世界都想理解你、命令你、利用你時,一個人如何維持不可理解。

一、這是一部 hollowed-out thriller

Isaach de Bankolé 飾演的男人沒有名字,只被稱為 Lone Man。他到西班牙執行一項任務,反覆在咖啡館碰見不同的中間人,交換火柴盒,取出寫著密碼的小紙條,讀完,吞下去。他幾乎不解釋自己,也不詢問別人。

這些安排看似構成一條諜報敘事,但 Jarmusch 故意不讓線索累積成可以理解的因果鏈。導演曾說,片名取自 William S. Burroughs 的文章;他特別感興趣的是語言如何成為控制的機制。

一般的間諜片假設:

獲得足夠資訊,就能掌握局勢。

這部電影卻說:

資訊越多,未必越接近真相;它也可能只是讓你更服從那個系統。

因此,Lone Man 每次收到訊息便將它吞掉,很有意思。他接受指令,卻拒絕讓指令成為可保存、可追查、可累積的檔案。

訊息進入身體,隨即消失。

他不是沒有被控制;他是在控制系統之內,留下最少的痕跡。

二、不是 freedom from control,而是 limits of control

片名不是 No Control,而是 The Limits of Control

Lone Man 顯然有高度紀律:

  • 不喝酒;
  • 不做愛;
  • 每次點兩杯 espresso,分別盛放;
  • 練太極;
  • 固定觀看藝術品;
  • 按照指令移動。

表面上,他幾乎是 algorithmic self 的化身:精確、克制、重複、不受干擾。

然而,弔詭在於,正因為他把自己縮減到極少數固定動作,外在世界反而很難進入他。

他不表露喜好,不交換身世,不解釋欲望,也不尋求認同。他的儀式不是為了提高效率,而是建立一道邊界。

所以這部電影呈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紀律:

第一種是權力施加的紀律:命令、監控、堡壘、武裝警衛、資訊系統。

第二種是 Lone Man 自己的紀律:沉默、重複、節制、專注。

前者想讓人變得可預測;後者則讓他保持不可侵入

這和你所說的 algorithmic self 很接近,卻多了一個反轉:

有時,人必須借用演算法式的外殼,保護內部仍然不可計算的東西。

三、他像一名殺手,也像一名修行者

這個人物當然使人想到 Melville 的 Le Samouraï、Boorman 的 Point Blank,也使人想到 Jarmusch 自己的 Ghost Dog。Jarmusch 說,他想像過一種奇怪的混合:若 Jacques Rivette 重拍 Point Blank,或者 Marguerite Duras 重拍 Le Samouraï,會變成什麼樣子。

但 Lone Man 比傳統的職業殺手更空。

我們不知道:

  • 他相信什麼;
  • 他從哪裡來;
  • 他是否恨最後的目標;
  • 他如何理解自己的任務;
  • 他完成任務後要去哪裡。

他幾乎沒有 psychology。

這並不是人物塑造不足,而是 Jarmusch 有意取消了「人物必須有內心動機」的要求。

他不是一個等待我們解碼的 self。他更像一組姿態:

走路、坐下、等待、觀看、交換、吞嚥、離開。

所以,我會說,他不是一個 modern individual,而近乎一個 post-individual figure。他的存在不靠自我敘事維持,而靠身體的節奏維持。

他不必告訴自己「我是誰」,才能繼續往前。

四、每個中間人,都試圖用一種話語理解世界

Lone Man 沿途遇到的人,會談音樂、電影、科學、分子、波希米亞文化、迷幻藥。他們每個人似乎都帶來一種局部的世界觀。

有趣的是,Lone Man 幾乎不參與辯論。他聽,但不評論。

因此,這些人物不像傳統劇情人物,更像不同的 discourses:

  • 音樂是一種世界;
  • 電影是一種世界;
  • 科學是一種世界;
  • 性是一種世界;
  • 權力也是一種世界。

每一種話語都想把他吸進去,使他成為那個世界裡的一個角色。

可是他只是聽完,接過火柴盒,繼續離開。

這是一種很徹底的 不歸屬

他不是反對那些話語;他只是不在其中定居。

在你的語言裡,他始終逡巡於高地,不肯掉進任何吸引盆地。

五、藝術品不是象徵,而是路徑

電影裡,他常去美術館觀看畫作。此後,畫作中的構圖、人物或空間,會似乎在現實中重新出現。

這並不只是「藝術預示現實」的謎題。更重要的是,Lone Man 不依靠語言理解他的任務,而是透過圖像、相似性與聯想移動。

這是一種 analogical intelligence

他不是把 A 推論成 B,再從 B 計算 C;他是看見:

一幅畫裡的盒子,
一個現實裡的火柴盒,
一座建築,
一種顏色,
一個姿勢,

然後讓它們彼此呼應。

換句話說,他不是 follows information;他是 follows correspondences

所以,這部電影的真正敘事,不是線索的因果連接,而是影像之間的押韻。

Jarmusch 將類型片變成了一首 visual poem。當年一些評論者覺得它極度緩慢甚至空洞,另一些則把它視為以影像與聲音為主的 trance film;這種兩極反應,正好說明觀看者若期待情節回報,便會感到受騙,若願意跟著其節奏走,則可能進入一種催眠狀態。

六、最重要的一句:Reality is arbitrary

電影中反覆出現的觀念是:

The universe has no center and no edges. Reality is arbitrary.

這句話否定了一個中心化、可被唯一權力完全掌握的世界。

Bill Murray 飾演的 American,正是那種相信世界有中心的人。他坐在由武裝警衛、直升機、電腦與高牆保護的堡壘裡。他代表的不是單一政治人物,而是一整套權力想像:

我掌握資訊,因此我掌握現實;
我能監控外部,因此外部無法進入;
我控制空間,因此我不會受到偶然性侵襲。

然而,Lone Man 最終出現在一個似乎不可能進入的密室裡。

American 問他:你怎麼進來的?

他答:

I used my imagination.

這是全片最像笑話、也最關鍵的一刻。

它不能按照寫實諜報片的邏輯理解。Jarmusch在這裡直接宣布:你以為自己正在看一套封閉的物理系統,但電影並不服從那套系統。

想像力不是 decorative fantasy;它是對控制的越獄。

權力可以封鎖門窗、檢查證件、架設監視器,卻不能完全控制一個世界的敘事法則。

七、他殺死的,也許不是一個人,而是「現實只有一種」的主張

American 嘲笑藝術、音樂、電影與波希米亞人。他相信世界由金錢、武器和事實構成,而其他東西只是無用的幻想。

因此,最後的殺人,不只是政治暗殺。它近乎一場寓言性的弒王:

想像力殺死了那個聲稱想像力毫無用處的人。

而凶器是一條吉他弦——藝術的物質殘餘。

這當然很 Jarmusch:藝術不必正面挑戰權力,也不必提出更強大的制度;它只需在權力認定不可能的地方,突然出現。

所以,這不是革命電影,而是 escape-line cinema

它不奪取堡壘,而使堡壘的封閉性失效。

八、可是,Lone Man 真的自由嗎?

這裡是電影最令人不安之處。

完成暗殺後,他換下西裝,穿上普通運動服,將鑽石留在機場置物櫃,消失在人群裡。

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自由:任務完成,身份脫落,回到匿名。

但也可以反過來問:

他有沒有自己的欲望?
還是他從頭到尾都只是最完美的工具?

他拒絕性的誘惑,拒絕酒,拒絕談話,拒絕親密,拒絕自我暴露。這使他不受控制,也使他沒有生活。

因此,Lone Man 位於兩種可能之間:

  • 他是擺脫主體化的自由人;
  • 他也是被任務抽空的純粹功能。

這正是片名的另一層意思:控制有其限度,但對控制的抵抗,也可能把人變成一塊無法被碰觸的石頭。

完全不被他人影響,未必就是自由;也可能是生命不再發生。

九、The Limits of Control 與《菊次郎十六式》

我覺得這部電影與你的十六式有某種近似,但也有重要差別。

近似之處在於:

不解釋;
不佔有;
不直接衝撞;
沿著碎片走;
在不同世界之間移動;
讓事物以相似性自行連接。

Lone Man 幾乎是一個極端的「跟著碎片走」的人。火柴盒、畫作、咖啡、火車、吉他、鑽石,全都只是臨時出現的節點。

但差別是,他的「讓」仍服務於一個明確任務。他的一切等待,最後通向暗殺。

十六式則恰恰不保證最後抵達什麼。

所以,Lone Man 尚未完全脫落 goal-directedness。他只是將目的藏得極深。

或許可以說:

菊次郎是無任務者;
Lone Man 是把自己變得像無任務者的任務執行者。

十、我的總評

The Limits of Control 不是 Jarmusch 最溫暖的電影,也未必是最好看的。它缺乏 Stranger Than Paradise 的人情、Dead Man 的死亡詩意、Ghost Dog 的幽默,也沒有 Paterson 對日常生活的溫柔。

但它可能是他最純粹的一次形式實驗:

把一部電影削減到只剩路徑、姿態、重複與間隔。

它問的不是「誰控制世界」,而是:

一個世界究竟要被理解到什麼程度,才可以被控制?

Lone Man 的答案是:不要提供足夠的自己。

保持沉默,改變衣服,不留下紙張,不交出欲望,不讓別人的語言成為你的內心;最後,在一切出口都被封鎖的時候,使用想像力。

Tarkovsky 是讓時間在影像裡累積;Jarmusch 在這部片裡,則讓意義不斷延遲,直到我們不再追問意義,而開始注意:

一杯咖啡的位置、一道牆的顏色、一個人坐著的姿勢,以及他離開之後,椅子上剩下的空位。

也許,在 control 的世界,人所剩下的,首先不是自由,而是 opacity——不被看透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