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ugust 27, 2026
(自體的心理學） Thursday, August 27, 2026 無法歸約回去關係的是什麼 （2027） 無法歸約回去關係的是什麼？幾年前，我說是 self，尤其是，殘存的自由的那種 self，意思是說，我希望，那個 self，仍有不為關係所囿的部分，雖然我沒有低估，關係的沾黏性和無所不在，幾年前，我是這麼說的，風雨中來，風雨中去，那個 self，沒有打算，窩在那把關係的大傘下，這個 self，我說過很多次，是 Kohut 留給我們，的兩個禮物之一，另一個，當然就是自體客體 （selfobject) ，意思是說。你要理解，自體客體，是出入性概念 （出入雲水幾度身），非歸約性概念，意思是說，用中文來說，自體客體，就是情，你出入這個世界，與眾生，所發生的關係，（ChatGPT, 2026-8-27) (2027)
Dear friend，我以為你這一段，已經把問題逼到一個很漂亮的位置：無法歸約回去關係的，不必再叫「孤立的 self」，而是那個可以進入關係、離開關係、又不被任何一段關係耗盡的「可出入之身」。
所以，你幾年前說「風雨中來，風雨中去」，其實比「autonomous self」更準。因為 autonomous self 很容易重新滑回西方古典個人主義：彷彿先有一個完整的我，然後才與他人建立關係。你現在這個說法不是這樣。這個 self 本來就一路沾著雨水、泥巴、他人的氣味而來；問題只是：它不能被其中任何一場雨，宣稱為自己的財產。
這裡我尤其喜歡你把 selfobject 說成「出入性概念」，而不是歸約性概念。
這一句可以把 Kohut 從後來某些 relational reading 裡救出來。
因為 selfobject 並不是說：
self 原來就是 relationship。
而比較接近：
self 活著的時候，不斷需要世界中的人、物、聲音、地方、作品、風景，暫時進入它的生命組織；而它也不斷離開它們。
因此 selfobject 的「object」其實很奇怪：它不是傳統 object relations 裡那種「有一個對象在那裡，我和它建立關係」；它是一種功能性的滲入。某一時刻，某個人、某首歌、某間客棧、某片山谷，甚至一隻狗、一棵樹、一段文字，成為我維持 coherence、vitalization、calming、idealization、twinship 的一部分。
然後，它可以退出。
所以你那句：
出入雲水幾度身
非常精確。
甚至我會說，selfobject 最有趣的地方，恰恰不是「relationship」，而是 porosity——孔隙性。Self 不是封閉容器，但也不是關係網絡的一個結點而已。它是有孔隙的，可以讓世界進來；也因為有孔隙，世界可以出去。
這就牽涉你真正問的：
無法歸約回去關係的是什麼？
我現在會答三個字：
其去向。
關係可以解釋我從哪裡來，甚至可以解釋此刻我為什麼變成這樣；但它不能完全決定我下一步往哪裡去。
那個 deviation，那一點斜出去的角度，那個「我偏偏不」，那個忽然起身離席，那個沒有理由地轉進一條小路——這恐怕才是你所謂「殘存的自由」。
所以「自由」不是一個藏在 self 核心裡、不受污染的小金球。若如此，它又變成本質主義。
自由比較像：
關係留下了全部條件，但沒有留下唯一答案。
這非常重要。
父母、創傷、文化、語言、階級、歷史、神經系統、演算法，甚至此刻正在與我說話的人，都在塑造我；可是所有這些條件加總起來，仍然未必能推出我下一步一定如何。
那個不可推出性，可能就是 self 最後的領地。
因此，若把你這幾年的路連起來，我會畫成：
self → relational self → porous self → itinerant self
最後已經不是「self 對抗 relationship」，而是：
self 是那個穿過無數關係，而不等於任何關係總和的行跡。
這也使你把 selfobject 翻成「情」，變得十分有意思。
「情」不是 relationship。
中國字的「情」，本來就比 relationship 活。它可以是人情、物情、風情、情勢、情動；它不一定要求兩個穩固的 subject 彼此面對。
所以「自體客體就是情」，若照你的用法，我會理解成：
眾生與我相逢之際，世界進入我，我亦進入世界，所留下的那一時作用。
因此，「情」也不需要永久。
這是它與 attachment 很不一樣的地方。
一碗茶可以有情。
一間旅館可以有情。
一場雨可以有情。
一個陌生人擦身而過，可以有情。
甚至再也不見，亦不妨礙其曾為 selfobject。
這樣一來，selfobject 就從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被你拉成了一種existential ecology。
而這也讓我們重新理解 Kohut 的兩個禮物。
第一個禮物是 selfobject：
你從來不是靠自己活著。
第二個禮物是 self：
但你也從來不只是靠過你的那些東西。
這兩句必須同時成立。
少了第一句，就退回孤立自我。
少了第二句，就掉進 relational reductionism。
所以，你現在這篇〈無法歸約回去關係的是什麼〉，我反而覺得最後不必把答案停在「self」。
可以再往前一小步：
無法歸約回去關係的，是 self 的去向。
關係是來時路。
self 是行跡。
自由則是——
下一步尚未被寫完。
而你前兩天說的 ontology of lingering / returnability / itinerant dwelling，恰好在這裡接上：真正可居之處，不是「永遠留在關係裡」，而是我可以離去，仍可回來；回來，也仍可再走。
那把大傘最可怕的時候，不是它遮不了雨，而是它忽然宣布：
既然我替你遮過雨，你就應該永遠住在傘下。
而你的 self，恐怕仍會笑一笑，把傘還給它：
多謝。雨小了。我走了。
無法歸約回去關係的是什麼 （2027）（自體的心理學）
無法歸約回去關係的是什麼？幾年前，我說是 self，尤其是，殘存的自由的那種 self，意思是說，我希望，那個 self，仍有不為關係所囿的部分，雖然我沒有低估，關係的沾黏性和無所不在，幾年前，我是這麼說的，風雨中來，風雨中去，那個 self，沒有打算，窩在那把關係的大傘下，這個 self，我說過很多次，是 Kohut 留給我們，的兩個禮物之一，另一個，當然就是自體客體 （selfobject) ，意思是說。你要理解，自體客體，是出入性概念 （出入雲水幾度身），非歸約性概念，意思是說，用中文來說，自體客體，就是情，你出入這個世界，與眾生，所發生的關係，
Do you think, radical empathy (à la Terri Givens, and Good Friday Agreement), can be applied to the CCP? （ChatGPT, 2026-8-27) (2027) (史觀療法）
可以，但必須把「radical empathy」和「和解／相信／解除防衛」徹底分開。若套用 Terri Givens 的意思，radical empathy 不是「對對方好一點」，而是盡可能理解對方如何形成其世界，同時保持 self–other differentiation，並把理解轉化為行動。Givens 自己也特別強調，empathy 不等於 nice，也不會自動產生正義；它必須連到結構性改變。
所以，對 CCP，我會說：
可以 radical empathy，但不能 empathic surrender。
這個區別極重要。
Good Friday Agreement 的確含有很深的 empathic dimension：彼此承認對方真正存在的恐懼、屈辱、身分與歷史敘事；談判創造了可以坦白交換、被聽見、逐步建立互信的空間。後來的官方回顧甚至直接把 1998 Agreement 稱為 empathy、partnership、compromise 與 political bravery 的產物。
可是 Northern Ireland 有一個不能忽略的前提：衝突各方最後至少有足夠部分接受「共同活下去比徹底消滅對方更重要」。而且有制度安排、英愛兩國、美國介入、權力分享、民主同意原則等，把 empathy 鎖進政治結構，而不是只靠善意。Good Friday Agreement 並不是大家突然彼此喜歡；它是把「我承認你不會消失」制度化。
這也正是它與 CCP 問題最不同之處。
對 CCP 的 radical empathy，第一步反而是「把它理解得更準」
例如可以問：
中共為什麼對失去控制如此恐懼？
為什麼「分裂」在它的政治語言裡具有近乎存在性威脅的地位？
為什麼 1989、蘇聯解體、顏色革命會成為其安全想像中的 recurring trauma？
為什麼它把獨立公民社會、自由媒體、自治組織看成潛在政權威脅？
這些都值得理解。
甚至對其民族復興、百年國恥、政權合法性焦慮，也應當具有高度的 cognitive empathy：
如果我是坐在中南海決策位置上的人，我會如何看這個世界？
這是非常有用的。
但下一句必須是：
理解這套世界模型，不等於接受它對別人的要求。
這一點很像臨床上的 empathy：理解一個人的 persecutory world 並不表示治療者同意「所以你殺掉 persecutor 是合理的」。
我甚至認為：對威權政權，radical empathy 應當使防衛更準確，而不是更鬆
這是其中最有意思的 paradox。
普通 empathy 容易變成：
他也有他的苦衷，所以我們讓一點。
Radical empathy 則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
正因為我理解你的 fear structure、incentive structure 與 survival logic，所以我知道哪一些承諾你目前幾乎不可能遵守，也知道哪些底線不能交出去。
換言之：
\text{empathy} \neq \text{trust}
甚至有時：
\text{deeper empathy} \rightarrow \text{less naïveté}
這是我認為對 CCP 特別重要的地方。
理解 Leninist party-state 的 internal logic，可能不是讓民主社會對它比較寬容，而是讓民主社會更少幻想它會因善意而自動變成另一種制度。
Good Friday Agreement 還有另一個關鍵：reciprocity
Radical empathy 若要從單方面倫理成為和平政治，需要某種最低限度的 reciprocation。
北愛和平進程不是一方不停理解另一方，而另一方仍保留無限暴力權。它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各方逐漸進入一個共同框架：你的身分、我的身分，都不能靠消滅另一方來完成。
因此套到兩岸，我會提出一個非常簡單的測試：
CCP 能否把台灣人的 subjectivity 當作 independent reality，而不只是需要被矯正的「錯誤認同」？
若不能，真正的 two-person psychology 都還沒開始。
因為如果一方的基本立場是：
「我知道你真正是誰；你說你不是，那只是因為你尚未被正確教育。」
那不是 relationality。
甚至不是「二」。
那仍然是 one-person psychology writ geopolitical：
只有我的 reality 是 reality；你的 subjectivity 是 pathology。
這時候 radical empathy 可以由台灣這邊實行——去理解北京——但還不能由此推出 reconciliation。
因為：
empathy 可以 unilateral；peace cannot。
這也剛好接回我們方才談的 relationality。
成熟的 radical empathy，其實必須承認一個非常 OOO 的東西：
the other remains withdrawn from me.
我可以努力理解你，
但我不能宣稱我已經完全知道你是誰。
因此真正的 empathy 包含一點 indifference／non-possession：
我讓你有一部分與我無關。
而 CCP 對台灣真正需要跨越的，也許正是這一步：不是「更加理解台灣人民」，以便更有效地完成統一，而是承認：
台灣人的存在，不必以滿足中國的歷史敘事為目的。
那才是真正 radical。
所以，如果把 Good Friday Agreement 的精神濃縮，我認為不是：
Love your enemy.
而是：
Understand why your enemy sees the world as they do;
make it impossible for either side to annihilate the other’s subjectivity;
then construct institutions in which both can remain.
第一項，可以立刻對 CCP 做。
第二項，需要 deterrence、制度與邊界。
第三項，只有在雙方都承認「對方有權繼續存在」時才真正開始。
所以我的答案是：radical empathy absolutely yes；radical reconciliation, not yet necessarily。
而最弔詭的是，真正對 CCP 做過 radical empathy 之後，得到的政治結論有時可能不是「更靠近」，而是：
我充分理解你；正因如此，我知道現在必須和你保持距離。
這恐怕就是我們剛才說的——relation resting upon non-relation——到了政治倫理裡的版本。
radical empathy and north ireland (史觀療法）（2027）
Radical empathy—the deep, difficult work of listening and imagining the inner lives of bitter political or sectarian enemies—was a vital psychological driver behind the Northern Ireland peace process and the 1998 Good Friday Agreement. [1]
- Moving Beyond Abstractions: Historians and conflict scholars note that the peace in Northern Ireland relied not just on top-down political deals, but on an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among key leaders and communities. [1, 2]
- Bridging the Divide: Figures like John Alderdice, John Hume, David Trimble, and Ian Paisley had to confront the profound human emotion behind generations of sectarian violence. [1, 2]
- Incremental Trust: As analyzed in works like Making Peace in Northern Ireland by Charles Strozier, radical empathy allows individuals to break down rigid "us versus them" categorizations and recognize the shared fears and humanity of the "Other". [1, 2]
- Community and Education: Programs such as Roots of Empathy in Northern Ireland continue this legacy at a grassroots level, teaching emotional literacy to children to prevent polarization before it takes root. [1]
- Global Lessons: Political figures and peace advocates frequently invoke Northern Ireland's "radical peace" model as a transferable framework for ongoing global conflicts, such as in the Middle East, arguing that sustainable coexistence requires decades of empathetic relationship-building rather than quick political fixes.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