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族相似性」，但目前找不到可靠證據，可以說習近平的「東升西降」直接源自史賓格勒。比較準確的說法是：兩者共享一種「文明盛衰／西方衰落」的歷史想像，但理論結構其實差很多。
先釐清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第一卷 1918 年出版，第二卷通常記作 1922/1923 年。史賓格勒不是單純預言「西方在西元 2000 年垮台」，而是把文化看成具有生命週期的有機體：Culture 成長、成熟，最後轉化為 Civilization；都市化、大眾政治、金錢政治、技術化與「凱撒主義」是晚期文明的症候。他把西方看成已進入這個晚期階段。
所以「2000」在他那裡比較像形態學時間帶，不是精確的世界末日時鐘。他預期大約西元 2000 年以後，西方進一步進入 Caesarism 的政治時代，但不是「2000 年西方消失」。
而習近平的「東升西降」，公開進入核心政治語彙主要是在 2020–2021 年。公開報導顯示，他在 2020 年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前後談到國際力量消長，認為世界進入「東升西降」趨勢；同時又強調現實仍存在「西強東弱」。也就是說，它主要是一個相對國力與國際格局判斷，而不是史賓格勒式文明生命週期論。
兩者最值得比較的是：
史賓格勒 「東升西降」敘事
文明都有生命週期 國家／國際力量此消彼長
西方從 Culture 進入 Civilization 西方尤其美國相對力量下降
沒有文明永遠青春 中國被敘述成處於上升期
中國文明自己也有其生命週期 「東方」往往實際以中國崛起為中心
基本是悲劇性的循環史觀 帶有較強的戰略樂觀與國家復興敘事
這裡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差別：
史賓格勒其實不能替「中國永遠上升」背書。
因為如果真的接受 Spengler，他的刀子是兩面開刃的。西方會老，中國也會老；沒有哪一個文明掌握歷史終極方向。《西方的沒落》甚至把中國本身當作一個早已經歷自身文化—文明轉化的古老文明案例，而不是等待二十一世紀才第一次「升起」的新文明。
這正是為什麼我會說，中共式「東升西降」若借到史賓格勒，往往只借了半個史賓格勒：
借用了「西方並非永恆中心」，
卻不太願意接受「中國同樣沒有歷史豁免權」。
至於你提到伊斯蘭世界，那條線確實很有意思。史賓格勒最大的心理效應之一，是打破十九世紀歐洲的 linear progress myth：世界史不再是「所有文明最後都變成西歐」。他的模型承認 Arabian/Magian、Chinese、Indian 等文明具有自己的內在形式。對非西方知識人而言，這種思想很容易產生一種解放效果：
西方不是歷史的終點，只是一個文明。
但這也非常容易再滑一步：
西方正在衰亡 → 所以我們即將接班。
這第二步，其實並不是史賓格勒必然推出來的。
中國知識界很早就接受了這套誘惑。五四以後史賓格勒迅速傳入中國，到了 1940 年代，「戰國策派」尤其受到其文化形態史觀影響；相關研究甚至直接討論「西方的沒落」如何被轉化成「中國的新生」的論證資源。
所以，如果把思想譜系拉長，我會畫成：
Spengler：西方不是普遍歷史的終點
↓
二十世紀非西方文明論：西方也只是眾文明之一
↓
後殖民／文明復興敘事：西方衰落，我們可能重新上升
↓
當代中國官方敘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東升西降」
這是一條間接的思想親緣關係，而不是「習近平讀了《西方的沒落》，所以提出東升西降」這種可以證實的直接因果。
而且有一處很值得你注意。
你前幾天才談到 longue durée vs event。史賓格勒是把鏡頭拉到最大：一個文明幾百上千年的 morphology。相反，「東升西降」很大程度是從 2008 金融危機、2020 疫情、中美力量變化等幾十年的事件與指標推斷 longue durée。
問題就在這裡：
短期的國力相對變化，能不能證明文明進入不可逆的盛衰週期？
不能直接證明。
所以史賓格勒如果今天坐在桌邊，未必會興奮地說：「對，東升西降！」
他反而可能問一個相當討厭的問題：
你怎麼知道正在上升的不是力量，而正在衰老的恰恰是文化？
因為在 Spengler 那裡，更強大的國家機器、更大的城市、更先進的科技、更徹底的組織化，完全可能不是青春的證據，而正是 Civilization 晚期的證據。
這就是史賓格勒最難被任何「民族復興」敘事完全收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