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而且我會建議不要找一個理論，而是把「小粉紅的生成」拆成幾個心理環節。這樣會比一句「民族主義」更有解釋力。
最核心的作者，我會先抓 Henri Tajfel / John Turner、Michael Hogg、Agnieszka Golec de Zavala、John Jost、Ziva Kunda，以及中國研究裡的 Fang Kecheng / Maria Repnikova。他們大致可以拼成一條：
不確定 → 找群體 → 群體自尊 → 威脅感 → 認知選擇 → 制度合理化 → 演算法強化。
1. Tajfel / Turner：Social Identity Theory
Tajfel 與 Turner 的基本想法是：人不只問「我是誰」，還會問「我是我們中的誰」。一旦「中國人」「台灣人」「藍」「綠」「愛國者」變成 salient identity，便容易出現 ingroup favoritism / outgroup differentiation。Huddy 後來把這套直接延伸到政治認同：政治身分一旦成為 self 的一部分，政治爭論就不再只是政策不同，而會變成「你在否定我這一群」。
放到中國大陸，很容易成為：
我＝中國人 → 中國被批評＝我被批評。
放到台灣，則可能變成：
我＝某政治陣營 → 對方批評我的陣營＝在羞辱我們。
這是整個生成模型的底盤。
2. Michael Hogg：Uncertainty–Identity Theory
Hogg 對您這個問題可能尤其重要。他認為，人處於社會快速變動、身分不確定、前途模糊時，會更需要一個界線清楚、規範明確、敵我分明的群體身分來降低 uncertainty。極端或高度凝聚的群體尤其有效，因為它告訴你：我們是誰、敵人是誰、你該怎麼想。
這可以很好地理解：
失業／階級停滯／國際競爭焦慮
→「我是誰？」變得不穩
→ 強烈民族認同提供 certainty。
中國大陸可以是：
「世界很亂，但我是正在復興的中國的一員。」
台灣版本則可能是：
「台灣政治太混亂，但至少我知道誰才是真正的敵人。」
所以 Hogg 會說，極端認同首先可能是一種 uncertainty management。
3. Golec de Zavala：Collective Narcissism
這位我認為是解釋「小粉紅情緒」最漂亮的一個。
她區分：
healthy ingroup satisfaction
與
collective narcissism。
後者不是單純「我愛我的國家」，而是：
「我的群體非常偉大，但外界沒有給我們應有的尊重。」
這會導致對羞辱、冒犯、國際批評異常敏感，容易把模糊事件理解成敵意，並產生報復性情緒。大量研究顯示 collective narcissism 與 outgroup hostility、hostile attribution、陰謀思維有穩定關聯。
這幾乎可以直接解釋一種熟悉的句法：
「西方打壓我們。」
「他們看不起中國人。」
「因為中國強大了，所以他們害怕。」
關鍵不是單純 grandiosity，而是：
grandiosity + grievance。
也就是：
「我們本來就很偉大，而且世界欠我們承認。」
這非常接近您所說的「巨大自體」，但它是群體版本。
4. John Jost：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Jost、Banaji 等人的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認為，人不只維護自己和群體，也常有動機把自己身處的制度理解成合理、必要、正當，因為這樣能減少 uncertainty、焦慮與 cognitive dissonance。甚至制度中的不利者，有時也會替制度辯護。
這對中國尤其重要。
例如：
「沒有言論自由」
可以重新框架成
「中國人口太多，所以需要管理。」
或：
「沒有多黨競爭」
→「西方式民主只會造成混亂。」
這就是典型的 system-justifying narrative：
制度的限制，不再被經驗成限制，而被轉譯成制度優越的證據。
而 Jost 與 Ledgerwood 還提出 shared reality：人會因為需要和重要他人共享現實，而逐漸採納群體共同的 ideological package。
這非常適合解釋：
「大家都這樣說 → 這就是現實。」
5. Festinger / Kunda / Taber & Lodge：Cognitive Dissonance + Motivated Reasoning
Festinger 的 cognitive dissonance 是老祖宗；Ziva Kunda 後來把它發展成 motivated reasoning：
人不是先找真相，再決定立場；常常先有想要的結論，再找理由。
因此：
中國科技成功 → 「制度優越。」
中國科技失敗 → 「美國制裁。」
同一個核心信念可以在相反證據下都存活。
這不是哪個民族特有，而是普遍人類心理。
套用到台灣也一樣：
自己陣營犯錯 → 情有可原。
對方犯同樣錯 → 本性如此。
所以我會把 motivated reasoning 看成小粉紅認知系統的維修機制。
6. Asch + Cialdini：Conformity / Social Proof
Asch 的經典實驗告訴我們：明明眼睛看到不一樣，人也可能因為群體一致而跟著回答。
政治環境裡則變成：
「這麼多人都這樣講，大概就是如此。」
社群媒體讓 social proof 變得更猛烈：
按讚數、留言、轉發量、熱門榜。
所以「輿論」不只是表達意見，也是在告訴個體：
正常人都這樣想。
一旦 normative pressure 足夠強，個體開始自我審查；久而久之，連自己原本到底怎麼想都可能模糊。
7. Sunstein：Group Polarization
Cass Sunstein 雖然主要是法學與政治思想，但他的 group polarization 很適合網路政治：
意見相近者彼此討論後，平均立場往往會變得更極端。
因為群體內會出現兩種效果：
informational influence：聽到更多支持自己立場的理由。
reputational influence：為了證明自己是「真正的自己人」，表態會比群體平均值再激進一點。
於是：
愛國
→ 更愛國
→ 誰最愛國
→ 誰最敢罵「漢奸」。
這就形成 escalation。
台灣的同溫層政治，同樣可以使用這一模型。台灣研究也發現，同質性政治討論、強政黨認同與情感極化之間存在關聯。
8. Iyengar / affective polarization：最後不是「不同意」，而是「討厭對方」
這是理解台灣尤其重要的一支。
Affective polarization 指：
不是我不同意你的政策，而是我越來越不喜歡「你這種人」。
台灣研究已發現，政黨認同與統獨／國族認同會影響 perceived polarization，而且這種極化甚至延伸到私人生活，例如對跨黨派婚姻的負面情緒。
這正好解釋我前面說的台灣版本「negative identification」：
有些人不是因為先「愛中國」才走過去，而是：
我先越來越討厭某一台灣政治群體。
久而久之：
敵人的敵人，就開始變得可親。
9. Fang Kecheng / Maria Repnikova：Little Pink 不能只理解成國家洗腦
這兩位直接研究「小粉紅」。
他們的重要提醒是：Little Pink 本身就是一個被建構、被爭奪的網路標籤，不能簡化成「政府機器生產出來的一群機器人」。2016 年跨海峽網路行動中，它涉及青年、女性、粉絲文化、數位民族主義與網路次文化；國家宣傳只是其中一部分。
這非常重要，因為：
國家提供 repertoire，青年自己也會玩。
它不是：
CCP → 小粉紅
而更像：
**官方民族主義
- 學校歷史敘事
- 國際衝突
- 青年網路文化
- fan culture
- peer recognition
- algorithm
→ 小粉紅。**
也就是您熟悉的 assemblage。
如果把這九家濃縮成一張《史觀療法》的「小粉紅生成圖」，我會這樣排列：
Hogg：我不知道自己是誰
↓
Tajfel：於是我找到「我們」
↓
Golec de Zavala：我們非常偉大，但世界欺負我們
↓
Jost：我們的制度因此也是合理的
↓
Kunda：我開始選擇性理解證據
↓
Asch：身邊的人都這麼說
↓
Sunstein：大家越說越極端
↓
affective polarization：最後不是不同意他者，而是討厭他者。
而中國與台灣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第一個外部環境：
中國大陸：state → identity → conformity → polarization
台灣：polarization → negative identity → selective exposure → 部分人轉向中國敘事。
所以，如果只讓我挑三位來放進您《史觀療法 2027》這一章，我會選：
Tajfel：為什麼需要「我們」。
Hogg：為什麼不確定時更需要一個強烈的「我們」。
Golec de Zavala：為什麼這個「我們」最後會變成「世界欠我們」。
再以 Jost 解釋制度如何進入心裡。
這四個人串起來，其實已經很接近您可能會稱為：
「國家如何變成自體的一部分。」
而「小粉紅」最有意思之處，也許恰恰不是 propaganda 成功，而是到了最後，外在宣傳已不必存在，個體自己會替國家完成認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