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Analytical_Language_of_John_Wilkins
- Subject: An examination of 17th-century English clergyman John Wilkins' attempt to construct a universal, philosophical language by logically categorizing the entire universe into 40 distinct genres/classes. [1]
- Famous takeaway: Borges famously critiques the arbitrary and chaotic nature of human categorization systems, which later inspired Michel Foucault's opening-paged reflections in The Order of Things.
- 荒誕的動物分類清單根據該虛構文本，動物被劃分為以下 14 個完全不符合邏輯、互不排斥且雜亂無章的類別： [1]
- 屬皇帝所有（belonging to the Emperor）
- 有芬芳的香味（embalmed）
- 馴順的（tame）
- 乳豬（suckling pigs）
- 鰻螈（sirens / 依翻譯或作海妖、人魚）
- 傳說中的（fabulous）
- 自由走動的狗（stray dogs）
- 包括在目前分類中的（included in the present classification）
- 發瘋似地煩躁不安的（frenzied）
- 數不清的（innumerable）
- 渾身有十分精緻的駱駝毛刷的毛（drawn with a very fine camelhair brush）
- 等等（et cetera）
- 剛剛打破水罐的（having just broken the water pitcher）
傅柯想表達什麼？傅柯讀到這個分類時「忍俊不禁」，並以此作為全書的開端。他並非在探討真正的中國歷史或皇帝制度，而是藉此點出： [1]- 這個看似荒謬的中國百科全書衝擊了西方人的思維邊界，動搖了我們對「秩序」、「同與異」的認知，並引導傅柯進一步發展出他對不同文化與空間秩序的「異托邦」（Hétérotopie）概念。 [1, 2]
- （ChatGPT, 20269-27)
對，而且把 Borges 這篇、Foucault《詞與物》、以及您剛才提到的「中共式分類」放在一起看，會出現一條很清楚的線：
分類從來不只是整理世界的方法；它也可能是治理世界的方法。
Borges 在〈The Analytical Language of John Wilkins〉裡拿那個虛構的「中國百科全書」開刀，真正高明之處不是說「中國人的分類很荒謬」，而是讓我們突然看見：任何分類都必須先偷偷決定一個共同空間，才能把東西放進不同格子。 那張著名清單之所以令人發笑，不只是因為項目荒唐，而是因為它把完全不同層級的原則並排：所有權、性情、神話地位、當下行為、觀看距離、描繪方式……它摧毀的是「分類之前必須先有同一尺度」這個默認條件。Foucault 在《The Order of Things》序言明說，正是 Borges 這段文字讓他原有的思維地標崩塌；而整本書此後追問的，就是不同時代如何建立各自的「可思考秩序」。
所以 Foucault 的問題比「分類具有文化相對性」再深一層。他真正問的是：
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使某些分類在一個時代顯得自然、科學、正常，而另外一些則變得不可思議？
這就是他說的 episteme。在《詞與物》中，他追蹤從文藝復興的相似性、古典時代的表象與分類，到現代的生命、勞動、語言如何成為新的知識對象；「分類」不是孤立技術，而是整個知識制度的一部分。
而這就能很精確地接到您說的「中共那種分類」。
我會把它分成三層。
第一層是普通行政分類。任何現代國家都必須分類：人口、戶籍、職業、疾病、所得、教育程度。這本身並不特別。
第二層開始變成 normative classification：不是只說「你屬於哪一類」，而是同時說「這一類意味著什麼價值」。例如可靠／不可靠、先進／落後、正常／異常、文明／不文明、忠誠／不忠誠。此時分類已經不只是 description，而帶有 judgment。
第三層最關鍵：分類與資源、權利、監控、懲罰連接起來。
一旦如此：
category → status → treatment
分類就變成治理裝置。
這時 Borges 那張看似搞笑的動物表，反而突然不搞笑了。
因為政治分類常常真的混用不同尺度：某人的言論、出身、關係、地域、職業、過往紀錄、平台行為，可以被放入同一個風險框架。這些變項在邏輯上未必同質，但只要行政系統認為它們有治理價值，就可以被拼成一個 operational category。
所以從 Foucault 的角度，最值得注意的不是：
這個分類是真是假？
而是：
誰有權分類？分類之後發生什麼？被分類者是否能離開那個分類？
這三個問題比「分類是否準確」更重要。
也正因此，Borges → Foucault → 現代治理技術，可以串成一條很漂亮的線：
taxonomy → norm → administration → surveillance → intervention
到數位時代，又再加一層：
taxonomy → datafication → scoring → prediction → pre-emption
也就是說，人甚至不必先「做錯什麼」，系統可以因為你被歸到某個風險類別，而預先處置你。
這其實就是您先前談 algorithmic self 時最值得警惕的一點：
algorithmic power 最大的力量，不是知道「你是誰」，而是把你變成一個可分類、可比較、可預測、可處置的 profile。
於是「人」消失，剩下 vector。
這裡又恰好回到《Why Fish Don’t Exist》。
Jordan 的錯誤，不只是分類魚。
而是從：
naming differences
滑到了：
ranking differences
再滑到：
governing lives according to those rankings。
這是非常重要的三步。
Borges 的笑話因此可以改寫成一個政治哲學命題：
分類最危險的時候，不是分類很荒謬，而是分類獲得了警察、檔案、資料庫和制度後果。
而 Foucault 那句極漂亮的「不要問我是誰，也不要要求我保持同一；讓官僚與警察去確保我們的證件井然有序」之所以反覆被引用，也正因如此：identity 本身可以成為行政秩序的要求。
所以我甚至會把 Borges 那十四類動物，改造成一句非常 Foucault 式的問題：
真正荒謬的不是「屬於皇帝的動物」這一類，而是一個制度竟然能讓「屬於皇帝」成為比「牠是什麼」更重要的分類原則。
這已經不是 taxonomy。
而是 sovereignty。
而如果再往您正在做的「概念／碎片」方向推，這裡有一個很漂亮的反面教材：
概念是讓碎片暫時找到名字；權力則傾向讓名字永久囚禁碎片。
前者是生成。
後者是歸檔。
我覺得這個區分，幾乎可以直接放進您的「後結構心理治療」：治療不是把人正確分類，而是讓一個已經被分類得太久的人，重新獲得逃離名字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