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html.rhhz.net/zhlxbx/028.htm (2020-3-4)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864216/article-%E7%A0%94%E7%A9%B6%EF%BC%9A%E7%84%A1%E7%97%87%E7%8B%80%E8%80%85%E6%84%9F%E6%9F%93%E7%8E%87-%E8%88%87%E7%A2%BA%E8%A8%BA%E8%80%85%E7%84%A1%E5%B7%AE%E7%95%B0/
https://www.ntdtv.com/b5/2020/03/31/a102812856.html
程曉農：一文或起千重浪 疫情真相重解讀
一篇來自寧波的醫學論文打破了國家衛健委和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實際上，這次疫情中無症狀感染者具有與發病患者相同的傳染力。中共從疫情開始一直編織的疫情傳播謊言矇騙了國內，也欺騙了世界各國。其他國家因輕信世界衛生組織「轉播」的中共謊言而疏於防範，付出了重大代價。而中共的疫情數據只公布發病數，不公布感染數，也麻痹了世界各國。
一、一篇醫學論文悄悄地撬動全球
3月28日《第一財經》網站刊出一篇署名為馬曉華的文章 – 《最新研究結果：新冠無症狀感染者密接感染率與確診者無差異》，摘要報道了寧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防制所、職業與環境衛生所陳奕、王愛紅、易波、丁克琴、王海波、王建美、史宏博、王思嘉、許國章九人聯名發表的一篇醫學論文，論文標題是《寧波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密切接觸者感染流行病學特徵分析》，刊登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2020年（第41卷）第3期。從論文原文可看到，該文通訊作者是許國章，投稿日期今年3月4日，該雜誌負責此文編輯的是李銀鴿。
這份醫學期刊是月刊，不知道印刷版目前是否已經發行，但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網站的「預發表」欄目可以閱讀下載。之所以開篇詳細介紹這篇醫學研究論文的作者、投稿時間、刊登出處等細節，是因為這是一篇堪稱重磅「炸彈」的學術研究成果，一旦它的重要性廣為人知之後，中共有可能封殺它的存在。果然，到3月29日《第一財經》網站在壓力下已刪除此報道，但其他網站上仍有轉貼。
為什麼這篇醫學論文這麼重要呢？如果仔細閱讀這篇論文，不難發現中共掩蓋疫情的企圖，也可以了解到，國家衛健委在疫情確認方面一直堅持重大錯誤，還可以判斷出，世界衛生組織因聽信中共而發布錯誤信息，貽害各國。
二、寧波市疫情傳播分析：感染後發病者和無症狀感染者傳染率相似
寧波市是浙江省染病人數較多的地方，最初的來源與武漢封城前逃離武漢的浙江人有關，以後就變成了本地傳染。寧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防制所對該市191例感染者從今年1月21日到3月6日進行追蹤觀察，其中感染後發病者161例，無症狀感染者30例，研究團隊的關注重心是疫情的傳播率和傳播途徑。他們根據蒐集的大量數據做統計分析之後得出的結論是：與感染後發病者密切接觸的人，被感染的比率是6.3%；與無症狀感染者密切接觸的人，被感染的比率是4.11%。研究團隊判斷，這兩類感染者傳播他人的程度或感染率「沒有顯著差異」。
所謂「沒有顯著差異」，是統計學術語，指的是用數理統計學的統計檢驗方法對大量數據作計算後，上述兩種傳染率用數理統計理論來推斷，沒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異；或者說，這樣的微小差異屬於數理統計的常規誤差。檢視上引論文原文，該研究團隊使用的是數理統計學諸多非參數統計檢驗方法中的「Chi-squared Test(卡方檢驗)」，其計算工具是常用統計軟件SPSS 21.0版中內含的「卡方檢驗」計算程序。研究團隊採用的這一統計檢驗方法和統計軟件，在衛生統計學當中是常用工具。
寧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防制所對接觸類型的分析還告訴我們，按照患者與密切接觸者的關係做統計分析，密切接觸者中家人的被感染率最高（17.54%），朋友的被感染率其次（15.69%）；朋友被患者感染的方式多半是戶外對話、聚餐、會客、共同參與娛樂活動及乘坐同一交通工具。
這一研究實乃衛生統計學應用的普通案例，問題在於，中共治下疫情如此泛濫，諸多研究單位，除寧波這一併不出名的機構外，居然沒有一家啟動此類課題，也沒有一家敢於發表這樣的研究報告。是熟悉統計方法和軟件的人才嚴重短缺，還是政治高壓猖獗？在國內醫界人士中，「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才是真相難見的根本原因。
三、「中國經驗給世界帶去了溫暖」？
這篇論文得出的「感染後發病者和無症狀感染者傳染率相似」這一結論，嚴重動搖了國家衛健委「目前所見傳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患者」這一判斷，也動搖了世界衛生組織關於「被毫無症狀的人感染的風險非常低(The risk of catching COVID-19 from someone with no symptoms at all is very low）」這一結論。國家衛健委的錯誤有多嚴重？可以說，它是當前中美在疫情問題上衝突的原由之一。疫情初期，它提供了「不會人傳人」的錯誤信息，然後發出「無症狀感染者非主要傳染源」的虛假報告，此外還誤導國際社會對中國確診數據的理解。美國之所以成為全球疫情爆發的主要承受地之一，上述誤導是很重要的原因；當然，防範疏失是另一個重要原因。
眾所周知，最近美國的確診案例數字急劇上升，而中共公布的確診數字卻趨於緩慢增長，於是網上出現了一片歡呼中共抗疫成功的聲音；與此相呼應，官方人士對疫情來自美國的指責引起了美國的抗議和譴責，而中共則「驕傲」地宣稱，它為世界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因為「中國行動為世界贏得了準備時間，也贏得了希望，中國經驗給世界帶去了溫暖，也增添了信心」（《人民日報》語）。
中共在疫情期間為世界各國送去了什麼？首先當然是帶病毒的旅行者（詳見我發表在《大紀元》的文章《疫情正在改變世界》）。其次，它誤導了各國對疫情傳播方式的了解，讓許多政府和各國民眾真以為「無症狀者不傳染」，於是許多國家一開始都疏於防範。再次，它還為世界各國送去了誤導疫情判斷的數據。隨著疫情全球化，大批國家開始檢測被感染者，確診數這個數據成了全世界各國理解各國疫情動向的核心指標。但是，很少有人意識到，大家的關注點從一開始就錯了，因為中國的「確診率」與其他國家的「確診率」不是一回事，中共從一開始就刻意壓低了「確診率」。
四、確診感染還是確診發病？
有關確診率的問題，這裡不準備談中美兩國檢測工具成功率的差異，那要由傳染病學專家來解釋。筆者關注的是感染後發病者和感染後無症狀者這兩個概念。為什麼？「魔鬼就在細節中」。
中國公布的數據只包括檢測後確診的發病患者，而不包括無症狀感染者，官方規定，「按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7版）》定義，疑似及確診病例需具備臨床表現」。而美國實行的是自願檢測，即感染後發病者及其密切接觸者尋求醫學檢驗，也就是說，美國的陽性確診率既包括感染後發病者，也包括感染後無症狀者。
比較兩國確診率，讓筆者想起小學算術裡的「雞兔同籠」，如果數著雞和兔子的腿來計算一共多少只，卻忘了兔子不是兩條腿，那當然是錯解。同理，中共的確診統計範疇一開始就是「一條腿」，因為它的確診定義是確診已發病，而不是確診已感染，同時特意排除了未發病的已感染者；而美國的確診統計範疇則是「兩條腿」，既包括感染又發病的，也包括感染而未發病的，「一條腿」少於「兩條腿」，就像雞的腿比兔子腿少那樣一目了然。因為中共試圖儘量壓低疫情統計數據，所以專門規定，未發病的感染者即便檢測後發現陽性，因為暫無臨床症狀而不算「確診」，結果中國的確診數一直就被人為地壓低了。
如果中國真實地把未患病的已感染者列入確診數據，與其目前公布數可能有多大差距？寧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防制所的論文提供了一個參考數據，即與患者共同居住的親屬中被感染的可能性是近18%。按常識推斷，美國去接受監測的人群通常是一人出現症狀，其家庭成員及其他密切接觸者雖無發病症狀也會接受檢測，那麼，一個五人家庭中出現一個患者就可能同時出現一個無症狀感染者。也就是說，在美國，有親密接觸史的感染後發病者和無症狀感染者的比例很可能是一比一。據此做一個估計，如果中國按照美國的確診範疇定義，確診數可能會翻一番，或許更多。據BBC今年3月25日報道，「3月20日世界頂尖學術期刊《自然》（Nature) 發表的文章稱，輕症或者無症狀感染者可能占所有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數的60%」。這個判斷和我的上述推斷近似。
五、中央政府責任難逃
武漢是這次全球疫情的源頭，目前正展示其「確診數趨零」的「戰績」，當此之際，《第一財經》這篇《新冠無症狀感染者密接感染率與確診者無差異》的報道無疑給了湖北省和武漢市當頭一棒。首先，國家衛健委關於「目前所見傳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患者」之判斷就是來自對武漢疫區的觀察，究竟是武漢當地政府就疫情傳播模式欺騙國家衛健委，還是國家衛健委做了糊塗事，或者，兩者皆非，而是高層責任？其次，這篇報道又引出一個更大的問題，既然感染後發病者和感染後無症狀者同樣都導致疫情傳播，那麼，將無症狀感染者從確診感染的人群中排除的做法就是人為壓低確診數，也是中共對全國乃至全世界隱瞞確診數據，這究竟是武漢當地政府自作主張，還是奉命行事？
今年3月24日武漢衛健委表示，「世界衛生組織認為，『基於現有的數據，新型冠狀病毒主要是由已出現症狀的患者傳播的』，因此無症狀感染者可能不是主要的傳播來源」。世界衛生組織的所謂「現有數據」是中國國家衛健委提供的，因為世界衛生組織只和國家衛健委打交道；可以說，這個判斷是世界衛生組織從中國國家衛健委那裡「鸚鵡學舌」來的。至於「為什麼無症狀感染者不納入確診病例」，武漢衛健委的回答更明確，「按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定義，疑似及確診病例需具備臨床表現……如果無症狀感染者在隔離期間出現了症狀，則將其作為確診病例報告並公布」；也就是說，無症狀感染者只要不發病，全世界只有中國把他們算作「無害受感染人」。
從武漢當地政府的說法來看，國家衛健委責任難逃。筆者核對了國家衛健委今年以來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第2版到最新的3月4日的第7版（第1版未公開），「目前所見傳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患者」這一判斷，首次出現在今年1月28日頒布的第4版中，沿用至今，一以貫之。而關於確診定義問題，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第2版到第7版，也同樣一直堅持「臨床發病，再以檢測確定之」這一方針，納入確診統計的都已發病並有明顯臨床症狀如發熱、肺炎影像特徵、發病早期白細胞總數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細胞計數減少。BBC的3月25日報道中也提到，「在第6版防控方案中，無症狀感染者並不計入確診病例，但在網絡直報中作為獨立類別單獨報告，不會對外公布」。
在極權國家，地方政府無權擅自發布涉及全國的重大疫情的確診標準和關於傳播方式的說明。國家衛健委用它的行動證明，無論是確診定義還是傳播方式，都是它自始至終在操盤。而國家衛健委在這些事涉全局的大決策方面絕無擅專之權，只能事事請示，唯命是從；也就是說，在確診標準和傳播方式這兩方面隱瞞疫情，問題都出在中央政府。災難就是最大的政治這一共產黨國家的鐵律，從切爾諾比利核電站核泄漏事故到這次新冠疫情，一再得到映證。問題在於，被經濟全球化的利益蒙住雙眼的各國政府，有多少願意看透這一點？而在全球防疫的緊急狀態下，又有多少政府能真正吸取被一再欺騙的慘痛教訓？「中國經驗」給世界送去的恐怕只是寒冷徹骨的「冰風」，與自詡的「溫暖」風馬牛不相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