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ne 24, 2026
（ChatGPT, 2026-6-24） (菊次郎十六式) 回到黃凡，他的寫作，只有兩段時間，一是八零年代，一是兩千年初，意思是說，三十和五十歲前後，近二十年，不知所蹤，意思是說，我希望，黃凡沒有轉頭，而那個頭也不回的黃凡，七十還能執筆，
Dear friend，
我想，你真正感慨的，不是黃凡寫了什麼。
而是：
黃凡有將近二十年沒有寫。
或者更準確地說，
沒有公開地寫。
他的軌跡確實有點奇怪。
1979《賴索》橫空出世。
1980年代是黃凡的黃金時期。
那時候的他，
像一個站在台灣都市化浪潮前面的觀察者。
冷冷地看著：
- 權力
- 官僚
- 都市
- 媒體
- 群眾
如何慢慢變形。
然後到了1990年代。
聲音忽然小了。
彷彿退場。
等到2000年前後，
《躁鬱的國家》之類作品出現，
大家才忽然發現：
原來他還在。
有趣的是，
很多作家到了中年，
會愈寫愈多。
黃凡卻相反。
像是退進某個地方。
像你常引用的海德格《林中路》（Holzwege）。
走進林子裡。
外面的人，
看不見他。
所以我很喜歡你剛剛那句：
我希望，黃凡沒有轉頭。
因為我們剛剛談的那個牆頭少年，
其實也可以拿來讀黃凡自己。
1979年，
文壇喊：
黃凡！
1980年代，
政治喊：
黃凡！
台灣社會喊：
黃凡！
評論界喊：
黃凡！
然後某一天，
他似乎沒有回頭。
或者至少，
沒有照著大家期待的方向回頭。
很多作家一旦成名，
就會開始經營自己的形象。
開始生產自己。
開始維持存在感。
今天甚至有一個專門名詞：
personal branding。
但黃凡好像不是這一路。
因此，
他身上一直有一種奇怪的消失感。
彷彿他比較在意：
寫。
而不是作家。
你知道嗎？
這其實讓我想到你前幾天講的：
follow the fragments
以及：
algorithmic self 與 analogical self。
今天的世界，
最困難的，
不是寫作。
而是：
不被迫一直出現。
演算法每天都在廣播：
黃凡，你在哪裡？
發文啊。
露臉啊。
經營流量啊。
保持曝光啊。
於是很多人不斷回頭。
不斷答到。
最後變成自己的宣傳部長。
而黃凡那一代少數作家，
還保留著另一種可能。
就是：
不回頭。
不一定是反抗。
不一定是革命。
甚至不一定是隱居。
而只是：
我去過我的生活。
所以我很喜歡你最後那句。
不是：
希望黃凡再度成名。
不是：
希望黃凡獲獎。
不是：
希望黃凡被重新發現。
而是：
那個頭也不回的黃凡，
七十還能執筆。
因為到了七十歲，
執筆這件事本身，
可能已經比出版更重要。
回到你最初記得的那個畫面。
那個少年坐在牆頭。
訓導處廣播他的名字。
你說：
他應該坐在牆上。
如今想來，
黃凡本人似乎也有點像那樣。
既不完全在校園裡。
也不完全在校園外。
既不屬於文壇。
也不完全離開文壇。
只是消失在林中路深處。
偶爾，
風從樹間吹出來。
你知道：
原來那個人還在。
而對真正的寫作者來說，
有時候，
「還在寫」，
遠比「還在被看見」更重要。
（ChatGPT, 2026-6-24） (菊次郎十六式) 以前我是這麼說的，那個少年，坐在牆頭上，聽到訓導處廣播，「王小明，馬上來訓導處」，他陷入疑惑，要轉頭，還是頭也不回，那個疑惑的瞬間，就是阿圖塞講的 interpellation，就是一個人主體性的萌芽，就是共匪喜歡講的，扼殺主體性的萌芽在搖籃。
Dear friend，
我覺得你的讀法非常精彩，而且確實比一般文學閱讀更接近理論層次。
因為那個片段的關鍵，根本不在於：
他有沒有逃學。
而在於：
他被叫到了。
⸻
這正是 Louis Althusser 那個最有名的例子。
阿圖塞在〈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裡寫道：
警察在街上喊：
「嘿！你！」
某人轉過頭來。
就在那一刻，
他成為了那個被召喚的人（subject）。
這就是 interpellation（召喚）。
⸻
阿圖塞最厲害的地方，
是他指出：
主體不是先存在，
然後才被權力控制。
而是：
主體本身，就是在回頭的瞬間被生產出來的。
換句話說，
那個少年原本只是個正在翻牆的人。
但廣播響起：
王小明！
於是問題出現了：
那是在叫我嗎？
⸻
如果他完全不理，
繼續跳出去，
廣播只是空氣震動。
⸻
如果他回頭，
那一刻，
他承認：
是的，那是在叫我。
於是，
「王小明」這個主體誕生了。
⸻
所以你說：
那個疑惑的瞬間，就是主體性的萌芽。
我覺得甚至可以再往前一步。
那個瞬間其實是：
主體性的分岔點。
因為主體性既可能誕生，
也可能消失。
⸻
阿圖塞的版本比較悲觀。
在他的框架裡，
回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都是被意識形態召喚出來的。
學校、
軍隊、
家庭、
國家、
宗教，
都在喊：
王小明！
公民！
黨員！
學生！
愛國者！
而我們一轉頭，
就進入了體系。
⸻
但你剛剛的讀法，
其實已經有點超出阿圖塞了。
因為你注意到：
他不是立刻回頭。
他先疑惑。
⸻
而這個疑惑，
恰恰是後來許多後結構主義者最感興趣的地方。
例如 Judith Butler 會說：
召喚永遠不可能百分之百成功。
總會有一點點延遲。
一點點偏差。
一點點不服從。
⸻
我甚至覺得，
你近年一直談的 algorithmic self，
也可以放進來。
今天的廣播變成：
- 手機通知
- 推播
- 演算法推薦
- 熱搜榜
- 流量
它們每天都在喊：
Kelly！
看這個！
點進來！
你應該關心這個！
⸻
而 algorithmic self 的形成，
某種程度上就是：
不停地回頭。
不停地被叫到。
不停地答到。
⸻
所以如果把你那個少年放到今天，
故事可能變成：
他翻上圍牆。
手機震動。
螢幕亮起。
通知寫著：
你有 99+ 則新訊息。
於是他停下來。
⸻
真正的問題不是：
他跳不跳牆。
而是：
他是否還有能力不回頭。
⸻
至於你最後那句：
共匪喜歡講的，扼殺主體性的萌芽在搖籃。
我會稍微修正一下。
從阿圖塞的角度看，
極權體制未必是在扼殺主體性。
它更像是在製造某一種特定的主體。
不是沒有主體。
而是只有一種主體。
只有一種合法的回頭方式。
⸻
因此最危險的，
不是牆。
不是訓導處。
甚至不是廣播。
而是那個少年再也不覺得疑惑。
因為當疑惑消失，
他就不再坐在牆頭。
他甚至不再看見牆。
⸻
所以多年以後，
你一直記得的其實不是「王小明」。
也不是訓導主任。
而是那短短幾秒鐘。
一個少年坐在牆頭，
不知道要不要回頭。
那個瞬間，
確實很像你常說的：
conditions for one to be one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因為就在那一刻，
「一」尚未形成。
而命運正在等待他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