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下午，朱學勤教授在天則所做了題為「四十年和二手時間」的學術講座，他提供了關於時間政治學的一個獨特分析框架，將二手時間定位於新的統治者只能在前任統治者的時間裡運行，不敢或不能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一手時間。以時間政治學的標準來判斷，鄧的改革開創了屬於他自己的一手時間，但改革在1989年便已終止，以後在改革名義下所發生的種種變化都不能稱之為改革。江的三個代表原來有可能開創一個新的時間，但迫於「理論政變」自己怯而止步，而其繼任者更是不敢越雷池於一步，江湖時代只能算是鄧時代的二手時間。至於當下，那是毛的二手時間。講座敘述新穎，引發熱烈討論。我對朱學勤教授的演講作了如下評議：
學勤兄的講座，講得非常精彩，我還是第一次聽，在40分鐘里提供了這麼大的信息量，而且「二手時間」的概念非常好。你說了，這樣一個觀察的視角，你找了10多年，這本書（《二手時間》，[白俄]S.A.阿列克謝耶維奇著）突然給你一個重大啟發，啟發你形成一個有關歷史和當下的系統性思考。
時間的概念，也是我一直在考慮的問題。秦暉那本書《帝制的終結》出來以後，開了一個研討會，請了我們幾個人去做點評。我對秦暉的書總結了三個概念，一個是邏輯性，金觀濤曾對我說過，他對歷史了如指掌，但是對近40年來的改革邏輯始終沒有搞清楚，究竟是什麼樣的邏輯在支配中國的制度演進、變化和發展，最終導致目前的這麼一個結局？這個困惑有普遍性，我相信目前這個結局在五六年以前大家誰都沒有想到，可能只有少數先知想到了。
第二概念就是時間性，我在2012年寫了一篇文章叫「80年代的出場與返場」，其中我提出一個概念，2012年的時候我對未來5年、10年是有一個預期的，這個預期從2012年開始算，把未來10年看作是80年代延長的10年。因為對新的領導人的出現還是抱有一個比較高的期待。認為他們都是來自於80年代的改革氛圍，積累和承載著與80年代相關的一些記憶，他們是不是有可能把80年代已經中斷的改革繼續延續下去？這是關於未來10年的概念。
2012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和黎安友有過一次對話，這個對話在《領導者》雜誌上發表了，當時在討論的時候，確定想做一個研討會，主題就叫「only ten years，只有十年」。那天一個朋友也在場，我說他也只有10年，在這10年里如果不能完成新的制度轉型，那就讓下一代人按照他們的方式去推動中國制度的變化。章立凡在2012年的時候有一個預判，所謂「5年看改、10年看埋」。我在和黎安友的對話中也談到了這個問題，未來10年里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這是關於時間性的一個基本判斷。第三個概念就是偶然性，歷史的突變是由偶然性決定的。我認為這三個概念，在研究歷史時，構成了一個基本的史觀，比較重要。
從上述史觀來看，我同意學勤兄的基本判斷：中國改革在1989年已經終結了。去年還是前年，蔡霞老師在深圳創新研究院做一個課題，每年出一個改革報告，2016年的改革報告和2017年的改革報告，蔡老師寫的是黨建部分，寫得非常好。我和蔡老師私下討論時，我不建議在目前的環境下繼續講2016年還有什麼改革、2017年還有什麼改革，因為改革已經沒有了，在改革名義下所發生的所有事情，實際上都是反改革的，或者說是不改革。
比如說在十八大之後，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提出了兩份關於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三中全會提出了60項改革，四中全會提出了以法治建設為主導的改革方案，如果按照這兩個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推進改革，我們現在當然還可以說中國還在改革，或者說80年代延長的10年開始了。但是，實際上這兩個文件已經被束之高閣了，已經基本上被廢棄掉了。因此，我們面臨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把它明確地講出來，中國的改革在1989年是否已經終結？至於後來所發生的這些事件怎麼來判斷？是不是可以稱之為後改革？或者給出一個其他的名稱。
關於改革的「二手時間」，涉及到一個時間改變的問題，的確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問題，涉及到一個新的統治體系形成的合法性。朱老師剛才提到，新常態後來不說了，現在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時間概念，這就是所謂的新時代。我認為他想創造一個屬於他的時代，以區別於以前的舊時間。
這個新時代肯定是反覆琢磨出來的，思想入憲了，思想前面有一大串定語，定語中最重要的詞就是新時代，核心就是新時代。新時代元年不是在2012年而是在2018年。新時代是不是二手時間？還是說創造了新的一手時間？這是需要深入探討的。1989年以後的20年時間裡，經歷了江的時期和胡的時期，這20年仍然是在鄧的框架里運行，他們沒有突破這個框架。按照我的說法，這是一個權威不斷遞減的權威主義，鄧、江、胡有一個延續性。但是，2012年以後，或者從2018年開始，這個時間段怎麼定位？很多人都在討論，這個新時代究竟是新極權還是新權威？有不同的說法，比如新極權、超極權、後極權或者後威權，諸如此類的概念都提出來了。這些不同的概念至少表達出一個共同的看法，現在我們所面臨的這種制度安排，可能是一個新的東西。
還有更極端的說法，比如說紅色帝國，我們在海外看到諸如此類的說法。參照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這些制度現象，來勘察中國現在的制度安排，這些不同說法是可以做一些參考，但究竟怎麼定位中國新時代的新的制度現象，還需要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共同進行深入研究。
大概是在去年還是在前年，馬國川一本書出來後也搞了一個研討會，提出了一個問題：計劃經濟不過存在20年的時間，中國居然花40年的時間還在改。這就提出了一個改革的悖論。在這個研討會上，我提出這麼一個看法，改革已經終結了，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現在面臨著從改革到轉型的這麼一個過程，就是說我們現在是一個轉型的時代，而不是一個改革的時代。轉型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在所有舊體制向新體制轉變的過程中，社會的轉型包括制度的轉型是世界第三波民主的大趨勢，中國在這麼一個過程中。
對社會轉型怎麼看？仍然涉及到時間性。我們剛才所說的時間概念是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就是說我們在10年內觀察，按照朱老師說的，世界上平均的改革時間只有7—8年的時間，如果不能在10年內解決問題，改革要麼就是失敗、要麼就是成功。但是不管是改革成功也好、失敗也好，社會轉型的時間恐怕要大大超過改革的時間，這是一個長時段的概念。歷史上中國經歷了兩次大的社會轉型，一個是殷周之變，建立了西周封建制，還有一個是周秦之變，從春秋以來一直到秦帝國的建立，然後是漢承秦制，建立和完善了帝制，一個帝國制度。
第一次社會轉型即殷周之變，究竟延續多長時間？我們現在不好說，現在可以判斷的是，周秦之變持續了大概將近500年，從春秋開始一直到漢帝國。第三次社會轉型，從晚清開始，是現代之變，要從帝制轉型為現代國家，這個轉型的時間恐怕大概需要300年時間。如果從1840年的洋務運動開始到現在，中國社會轉型只是走了半程，走了150年的時間，後面是不是還要走150年？這聽起來很悲觀，我們有生之年看不到中國現代轉型的完成。但是，有一個很樂觀的技術條件出現了，這就是互聯網，互聯網這麼一個技術條件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它使得整個制度的轉型時間有可能會大大縮短。
講到這裡，我還是要回應朱老師關於「二手時間」的觀察，中國的確到了這麼一個關鍵的時刻，很多朋友也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都對當下面臨的這些情況感到不可思議，感覺到變化的臨界點已經越來越近了。按照任何的分析工具去分析當下的狀況，你都會覺得這種狀況是無法正常維持下去的。如果說這種狀況能夠正常維持下去，還能延續30年——就像沈大偉宣布中國即將崩潰的時候，最後還是說了一句話，說這個變化可能還需要30年——那就不是崩潰的問題，而是一個緩慢變化過程。如果說在社會轉型已經具備了所有的條件時，中國還是無法完成轉型，那就要回到李楯老師提出的問題，可能就是一個人種的問題了。中國的國民性經歷了兩次大的災難性的煉獄，第一次當然是文革，第二次是在這種沒有制度約束、法律約束和道德約束的市場化進程中下所形成的國民性扭曲。這是中國無法正常完成制度轉型的一個人種的原因。在所有已經完成轉型的國家，比如韓國、日本、土耳其、西班牙的轉型，包括南美軍政府國家的轉型，他們都能夠通過差不多20多年的時間完成這個使命，但為什麼中國就是轉不過來？中國何時能夠完成現代轉型，現在仍然沒有答案。中國是不是還要長久地生活在二手時間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