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思光的「基源問題研究法」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角色
引言：方法概述與背景
勞思光（Lao Sze-Kwang，1927–2012）是現代著名哲學家，他在所著《新編中國哲學史》中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方法論主張——「基源問題研究法」，作為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最佳途徑 。所謂「基源問題研究法」可譯為Fundamental Issues Research Method，其核心是在撰寫哲學史時找出每一哲學體系試圖解決的根本問題（基源問題），並以此問題為線索來架構對該體系的理解。同時，該方法強調研究者應明確自身的哲學立場作為詮釋的前提假設（設準），以避免隱含的偏見 。以下將分別說明此方法的原理和步驟、勞思光如何將其應用於中國哲學史、此方法對中國哲學史編撰的方法論影響、與其他方法的比較，以及學界對其成效與侷限的討論。
基源問題研究法的核心原則與方法論取向
綜合多種研究途徑：勞思光的基源問題研究法本質上是對多種哲學史研究途徑的綜合與改進 。他指出傳統的歷史考證式研究（重視文獻資料和年代次序）與問題主導式研究（以特定哲學問題為中心詮釋歷史）各有偏頗，前者雖能釐清細節但往往見其分而不見其全，使哲學思想支離破碎而失去整體性 ；後者則能深化理論分析卻可能不知不覺將了解變為改造，把研究對象重構為研究者自己的體系，脫離原貌 。為克服二者流弊，勞思光主張將發生（歷史）研究法、系統研究法和解析研究法等方法的優點加以融合 ：既注重哲學思想發展的史實脈絡，又強調理論脈絡的內在系統性，並透過理性分析來把握思想的精髓。
聚焦「基源問題」：在此基礎上，勞思光提出每個哲學流派或哲學家都有一個居於核心地位的根本問題，即「基源問題」。這個問題是該哲學體系試圖解決的起點，也是統攝其全部思想的主線 。尋找某一哲學體系的基源問題，意謂著要反溯哲學家建構理論時的思維方向或邏輯推演 。具體而言，研究者需要梳理該體系所包含的各個具體論題及其發展歷程，從中辨識出哪一個問題具有最高的優先地位，對其他問題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 。一旦確認了基源問題，便可據此作為核心，界定該哲學體系的範圍和內在結構 。換言之，基源問題就是該哲學思想體系的**「原點」或「主軸」**，其它觀念皆由此派生或圍繞此問題展開。透過基源問題的提煉，哲學史家可以既忠實於原有思想脈絡，又凸顯各家思想的理論主旨。
引入「設準」作為詮釋前提：除了找出基源問題，勞思光強調研究者本身也必須帶著一套明確的哲學立場或觀點來進行詮釋，他將這種立場稱為「設準」（postulate） 。不同於一般隱含不說的成見，勞思光主張將這些前提假設公開化，以避免獨斷：正如他在《新編中國哲學史》的序言所言，任何哲學史研究若要做出全面的判斷，勢必要有一定的觀點為根據；他稱這觀點為「設準」，目的正在避免流於獨斷 。所謂設準，即為了整理哲學問題方便而預設的一些標準或立場 。這些標準並非純形式的，在提出時預先承認了一些判定或肯定（例如關於人性、世界等基本看法），而這些判定往往也是作者本人堅信為真的 。不過，勞思光強調讀者無需盲從接受這些設準的真實性，可以姑且將之視為一種工作約定來看待 。藉由交代設準，作者的哲學觀點變成一個明示的參照框架，方便讀者理解其詮釋取向，同時也表明作者並非基於任意武斷的立場來詮釋。需要注意的是，方法（基源問題研究的步驟）和設準（研究者的立場）在勞思光看來是兩回事 ：不同學者即使同樣採用基源問題研究法，也可以有不同的設準價值觀。這套方法最終必須與一組哲學性的設準相配合，但該設準本身與發掘基源問題的技術並無直接關係，而是建立在作者對哲學的整體理解之上 。
哲學史的三項要求：勞思光設計基源問題研究法，其終極目的是滿足他對哲學史研究提出的三大要求，即「事實記述的真實性」、「理論闡述的系統性」和「全面判斷的統一性」 。簡言之，一部好的哲學史既要忠實記錄史實，也要條理分明地闡釋理論，並在整體上對各家各派做出統一而連貫的評判 。傳統的史學考證法偏重第一點，純哲學問題研究偏重第二點，但兩者往往無法兼顧第三點的整體統合 。基源問題研究法正是為了同時實現這三個目標：通過對基源問題的把握來統攝史實與理論，使得對各思想體系的敘述既真實可靠又富有哲理線索，同時在一套自覺的設準下統一各種判斷 。勞思光自己形容此方法是「以邏輯意義的理論還原為始點，以史學考證工作為助力，以統攝各別哲學活動於一定設準之下為歸宿」的研究途徑，從理論分析出發，在史料基礎上運作，最終以一組價值預設來綜合各家思想 。總括來說，基源問題研究法旨在提供一種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哲學史書寫範式：既不陷於碎片化的歷史細節，亦不流於主觀的臆測重構，而是抓住每一哲學傳統內在的原生問題脈絡，以平衡地呈現出哲學史的全貌 。
勞思光對中國哲學史的應用
在《中國哲學史》中的實踐：勞思光首先是在他的鉅著《新編中國哲學史》（四冊，1980年代初版，後多次增訂重印）中全面實踐了基源問題研究法 。他在書中明確表示，此方法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最佳路徑，並依據該方法對中國哲學從先秦到近代進行了重新梳理 。在具體編排上，勞思光沒有僅僅按朝代編年敘事，而是著眼於各思想階段的理論課題。例如，在討論先秦諸子時，他為每一家思想找尋其所關切的根本問題：以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為例，勞思光指出韓非哲學的基源問題是「如何建立有力之統治」（即如何致國家富強、確立有效的統治秩序） 。整個韓非思想體系中的各種主張（法術勢等）都被視為圍繞這一核心難題而展開，藉此凸顯韓非思想的內在邏輯脈絡。類似地，他分析名家公孫龍的思想時，關注其對「名實關係如何才能精確表達」的探問，把這看作名家學說的核心關懷（如何認識、思維及正確表達） 。透過這種**“化思想為問題”的方式，勞思光將中國哲學史重構為一系列問題演進的歷程：每一時期的重要哲學流派其實是在回應特定的基源問題，而中國哲學整體則是這些根本問題不斷被提出、討論和轉換的連續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勞思光並非武斷地賦予歷史人物一個外加的問題，而是力求從他們本人的言論著作中歸納出其思想動機之所在。例如，他透過仔細研讀《韓非子》文本，論證「如何有效治國」確實是韓非思想的核心主旨，並非研究者的主觀附會 。正如他所強調的，基源問題必然根植於該思想體系本身**，不可憑空捏造 。
中西哲學三大支系的定位：勞思光的基源問題法不僅用來統整中國哲學內部各家的脈絡，也被他用來將中國哲學置於世界哲學版圖中加以觀察。在另一部著作《哲學問題源流論》中，勞思光運用此法對世界哲學進行了宏觀比較：他認為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是世界哲學的三大系統，各自有其理論特質和文化精神取向，可視為哲學思考的三條不同主線 。透過基源問題的視角，他將這三大哲學傳統各自追問的根本問題區分開來，從而彰顯中國哲學的特殊性與普世意義。例如，西方哲學自古希臘以來著重探討存在與真理的問題，而印度哲學圍繞解脫與超越展開；相形之下，中國哲學的文化精神偏向於倫理實踐與人生境界等課題 。勞思光指出，要表明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中的地位與意義，必須提出一套足以統攝中、西、印哲學的理論設準，藉此揭示中國哲學的真面目 。他自己在《新編中國哲學史》序言中便表達了這種宏觀抱負，但也謙虛地表示自己並未宣稱已完全具備這樣一套統攝中西的理論，只是以此為努力方向 。在《新編中國哲學史》中，他時而點出某些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相通或對比之處，也是為了凸顯中國哲學所關懷基源問題的獨特性，讓讀者瞭解中國哲學並非孤立於世，而是在回應人類普遍關心的終極問題，只不過切入角度和思維路徑有所不同。
方法論意識的體現：勞思光在該書的引論和各章節中，也時常反思自己的方法運用情況。例如，他明確指出哪些地方他是在運用史學考證（如引用經典原文考據概念源流），哪些地方是在做理論重構。對於每一章討論的思想，他有時會直言其基源問題為何，以及他評判該思想價值所依據的設準是什麼。然而也有學者觀察到，勞思光並非在所有章節都明示了基源問題和設準，有些地方可能留給讀者自行體會 。例如，他在分析宋明理學時，沒有清楚地點出朱熹或陸王心學各自的基源問題為何，只是在論述中隱隱約約凸顯他們關注的重心 。這種未完全說破的方法，一方面給讀者提供了思考空間，但另一方面也引來部分評論者的質疑，認為既然標榜此方法，就應一以貫之地交代每家思想的基源問題。不過總的來說，勞思光的著作充分體現了基源問題研究法的思路：他以問題為主線組織素材，使讀者能抓住中國哲學發展中的關鍵議題；同時又以設準貫穿古今，讓全書帶有作者統一的視角和價值判斷，讀來條理清晰而不失一貫性。
對中國哲學史編纂學與方法論的影響
勞思光所倡導的基源問題研究法在提出後，引發了哲學界對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新一輪反思，在港台學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 。首先，它明確強調了在撰寫哲學史時兼顧歷史性與哲學性的必要，為長期以來偏於事實考證或偏於哲理詮釋的兩種路向提供了一種折中綜合的範例。許多學者認為，勞思光點出了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常見的失衡現象，並提供了具體的方法來平衡學術考據與哲學闡發 。此舉提高了哲學史研究的自覺性，使研究者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做「史學」還是做「哲學」、何時該忠實記錄、何時可合理重構。可以說，勞思光的方法論主張深化了中國哲學史編撰的理論反思，使該領域不再只是簡單地羅列思想或評點人物，而是有意識地去探索「如何書寫哲學史」這一元問題。
其次，基源問題研究法的提出也促使學者重新評估既有的中國哲學史著作的優缺點。與勞思光近 contemporaries 的其他哲學史撰述相比，此方法論特色鮮明。例如，馮友蘭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撰寫的《中國哲學史》是早期經典之作，採用的是比較傳統的編年體系統闡述方式：馮氏基本按歷史時序介紹各家學說，雖然也融入了一些哲學分析（如用現代哲學概念解析古代思想），但並未像勞思光那樣以「問題」為經緯去組織全書。相較之下，勞思光的方法更具問題意識和統一視角，這凸顯了兩代學者在方法論上的轉變。又如，中國大陸在20世紀中期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哲學史編寫，往往以階級鬥爭和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對立作為主軸，把中國哲學的演進描述為一部思想上的二元鬥爭史 。典型如任繼愈等人在毛時代編撰的哲學史著作，就忠實遵循了蘇聯哲學家日丹諾夫的提法，將歷代思想強行歸入「唯物 vs 唯心」、「辯證法 vs 形而上學」的框架 。這種方法突出社會政治視角，但在哲學內容的內在發展上略顯簡化和偏頗。相對而言，勞思光的基源問題法迴避意識形態標籤，關注思想本身的問題意義，因而被視為對大陸舊有哲學史敘事的一種矯正和平衡。港台地區學者在80–90年代討論中國哲學史方法時，經常拿勞思光與大陸馬克思主義史觀對照，以說明方法論立場不同所導致的成果差異。
再次，勞思光的觀點也影響了後繼一些研究者在撰寫哲學思想史時更自覺地闡明自己的詮釋框架。他強調公開「設準」的做法，提示後人：在闡述歷史思想時，作者其實難免有主觀立場，與其假裝中立不如坦陳這些預設。這一理念提高了學界對詮釋透明度的重視。例如，臺灣學者郭齊勇在討論儒學思想史時，就曾引用勞思光的觀點，提醒讀者區分史家自己的詮釋觀點與原始材料的界限。可以說，勞思光將哲學史研究推向了一種元方法論層次的對話：不僅關注研究對象（歷史人物的哲學），也關注研究主體（史家）的理念和方法。這種反思精神對中國哲學史的學術風氣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使撰寫哲學史不再只是羅資料、講道理，而是融入方法論意識，提升了研究水準。
最後，基源問題研究法雖然主要針對中國哲學史，但其影響不限於此。在比較哲學與跨文化哲學討論中，勞思光的方法提供了一個案例，說明如何在不割裂文化脈絡的前提下進行不同哲學傳統的對話與比較。由於他主張提出一套可以統攝中西哲學的設準來對話 ，這激發了學界對「普世哲學觀點」的討論：我們是否可能找到一些形上或價值層面的公約數，使得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對話時有共同語境？雖然這問題尚無定論，但勞思光的嘗試無疑是具有啟發性的。總體而言，基源問題研究法為中國哲學史研究開闢了新的視野，其強調問題導向和方法論自覺的精神，對之後的哲學史寫作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與其他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比較
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向來多樣，勞思光的基源問題研究法可以與其他幾種主要取徑做對比，以凸顯其特色：
• 傳統歷時性敘事法：這是早期常見的方法，按照時間順序記載哲學思想發展，強調朝代和師承脈絡。例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的哲學史，都屬此類。這種方法注重考據和歷史背景，但容易流於羅列知識點，缺乏理論統合；正如勞思光批評的，「拘於皮毛糟粕而昧其精要」，見樹不見林 。基源問題法則透過核心問題將片段知識串聯起來，避免了一盤散沙的弊病 。
• 純問題導向詮釋法：有些學者（尤其受西方哲學訓練者）傾向以特定哲學主題重構中國哲學史，例如以認識論、形上學或倫理學問題為主線重新解讀中國思想。這類做法能深入發掘某些觀念的哲學價值，但風險在於過度現代化詮釋。正如勞思光指出，純問題研究法可能演變為「託古改制」，把古代思想改造成迎合今人觀點的新體系，自欺欺人 。基源問題法雖也強調問題，但它要求問題出自對象自身而非研究者強加，因此自認可以避免將研究對象脫離原境 。換言之，它主張問題意識內在於歷史，努力平衡創造性闡釋與忠實性之間的張力。
• 馬克思主義路線：在20世紀中期，大陸官方哲學史多以唯物論與唯心論鬥爭框架解讀中國哲學發展。如上所述，任繼愈主編的哲學史明顯帶有「二元對立」模式 。這種方法論的特點是把哲學史與政治經濟結構掛鉤，強調思想反映社會物質基礎，評價標準也以是否具科學（唯物辯證）傾向來判斷進步與倒退。相比之下，勞思光的方法不以意識形態為評判標尺，而以思想本身解決問題的深刻性、一貫性等為重。兩種方法呈現出路徑依賴的差異：前者屬宏觀社會史視角，後者則是內在哲理視角，各有側重但結論往往大不相同。
• 新儒家詮釋與比較法：勞思光本人的思想背景也深受現代新儒家影響，同時代的新儒家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在研究中國哲學時，常用的方法與他既有相似也有差別。唐君毅提倡中西哲學比較研究法，強調從比較中彰顯中國哲學的特色與價值；他提出過所謂「四方架構」的方法，從天、人、物、我四個面向來架構中國哲學，這和勞思光以問題為中心的方法論思路不同。再如，牟宗三撰寫《中國哲學十九講》時，帶有強烈的價值論重構色彩，他關注的是如何在當代重建中國道德形上學，對歷史素材的取捨服務於這一哲學目標。相比之下，勞思光扮演的是更傳統的史家角色，他雖有價值立場（設準）但力求不干預對象本身的理路。所以新儒家學者的研究有時更像是在做哲學本身（以古為今用），而勞思光則試圖在哲學與史學之間取得平衡。某種程度上，基源問題研究法可被視為新儒家史學轉向的一部分：新儒家第一代注重哲學創新，第二代（如勞思光）開始關切如何書寫哲學史、整理傳統以利創新的問題，因而發展出這套方法。
• 概念史與經學詮釋取向：另外，也有學者主張以概念演化或經典詮釋的角度來研究中國思想。例如張岱年等人採取「概念史」視角，追蹤某些核心概念（如「道」「氣」等）在歷代的義涵變遷。經學傳統的學者則強調回到經典文本本身，由經注經，少做創新詮釋。這些方法各有貢獻，但如果純以概念線索，可能忽略思想整體框架；只從經典出發，則偏重儒家經學而難以統合百家思想。勞思光的基源問題法可以說兼有二者：它既關注概念和理論（因為要析出基源問題與相關觀念），也重視各家對經典與前人思想的承繼（因為發掘基源問題需考量發展歷程與背景） 。他本人也建議在運用此法時加入經典詮釋的維度，將思想家對經典的闡釋納入橫向比較，以免割裂傳統脈絡 。
總的來說，勞思光的基源問題研究法融合了傳統年代敘事的穩健性和問題導向分析的哲學深度，又透過設準的明示避免了單純價值判斷或意識形態主導的偏頗，堪稱是一種折中創新的方法論嘗試。它的出現使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光譜更加豐富，提供了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思路來統整古今思想。
效果評價、學界討論與方法侷限性
自提出以來，基源問題研究法受到了廣泛討論。支持者認為這種方法論對中國哲學史研究頗有助益，但也有不少學者提出了質疑和批評。以下綜合其有效性與侷限性的討論：
• 缺乏明確的操作步驟：一些評論者指出，勞思光雖然提出了「找出基源問題」這一目標，但並未提供具體客觀的程序來定位每個哲學家的基源問題 。在實踐中，如何判斷某問題是“根本”而另一些是“枝節”，往往需要研究者主觀的判斷。高柏園在評述中即認為，勞思光沒有交代一套可靠的方法去發現基源問題及其設準，使得不同人操作時可能差異很大 。換言之，基源問題的鑑定標準欠明確性與可重複性，容易導致此法因人而異的結果。
• 「設準」的周延性與客觀性問題：勞思光引入設準是為了提供統一評判的視角，但他本人提出的那些設準是否周延、合理，受到質疑 。高柏園指出，勞思光給出的設準（他在書中隱含的哲學立場）缺乏周延性，未能涵蓋評價中國哲學所需的各方面考量 。此外，設準本質上是研究者主觀的哲學了解 。儘管勞思光強調讀者可將其視為一種約定而不必全盤接受 ，但在實際論述中，史家的價值觀難免影響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次序和重點取捨。例如，勞思光本人的新儒家傾向可能使他更重視儒家形上學的發展，這在選材比重上就有所體現。批評者擔心這樣的主觀傾向會不會削弱此方法的客觀性。畢竟號稱避免獨斷，但最終的“全面判斷”仍是建立在作者個人立場上。正如有論者直言，這套方法難以杜絕哲學史家個人主觀所見對詮釋的影響 。
• 可能削弱哲學史的歷史成分：另一項討論圍繞在運用基源問題研究法時，哲學史的「歷史性」是否受到減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周偉航曾探問：過分強調哲學問題的統一是否會忽略思想演變的具體歷史語境？如果所有思想都被提煉為幾個永恆問題的答問關係，歷史上那些偶然因素、社會條件對思想的影響是否被低估？ 勞思光的著作雖也交代背景，但明顯更著重觀念脈絡的內在邏輯。有學者擔心，這種內在主題史會不會淡化了外在的時代性。尤其中國哲學史跨越數千年，思想內容與功能隨時代變遷，有其斷裂和轉折。如果一味尋求統一線索，可能掩蓋了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多樣性與不連貫性。周偉航的研究就強調，哲學史除了哲學性的統一外，還有其作為歷史所具有的多樣紛繁特質，不應被一種單一觀點所壟斷 。這可以視為對勞思光方法的一種提醒：平衡哲學的普遍問題意識和歷史的特殊情境，是任何哲學史寫作都需面對的張力。
• 基源問題概念本身的商榷：葉海煙在其文章〈所謂「基源問題」—勞著《中國哲學史》的一項商議〉中，對「基源問題」這一概念提出了深入質疑和商榷 。他討論了如何確定一個哲學體系的基源問題，以及是否所有哲學體系都存在單一的基源問題。葉海煙指出，有些哲學家探討的議題相當廣博，例如荀子既談天道又論人性禮法，很難說哪一個是唯一的核心；反之也有些思想（如名家）範圍狹窄甚至算不上完整體系，對此再談基源問題可能並無意義 。此外，葉海煙關注勞思光對若干基源問題的詮釋是否恰當。例如勞思光未明言朱熹的基源問題，使人難以判斷他視朱子學說何者為本 ；又比如他對佛教的處理，究竟以哪個問題統攝了龐雜的教義，葉海煙認為需進一步說明。這些討論說明，「基源問題」作為一個分析工具，本身也需要清晰定義與謹慎運用，否則可能引起過度簡化或牽強附會的爭議。
• 適用範圍的限制：有評論者建議，基源問題研究法更適用於研究單一哲學家或單一學派，而未必適合像中國哲學這樣長時段、大範圍的通史撰寫 。正如郭芳如在其研究中所述，若能對此方法進行一些修正，它仍不失為研究中國哲學的良法，但這些修正之一就是將其適用對象縮小到比較集中的範圍 。面對整部中國哲學史，要為每個時期概括出單一問題可能過於理想化，不如在研究具體思想家時運用，更能精確抓住重點。同時，還有人建議在操作此法時加強橫向與縱向的連結確認 。所謂橫向，即在同一時代不同思想家間作比較，以免錯判某家的獨特性；縱向則是在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上多加注意，防止將不相干的時代硬拉到同一問題下。再者，臺灣學者郭芳如提到，除了勞思光列舉的幾種研究法特點之外，應把經典詮釋考慮納入，關注歷代思想家如何詮釋他們所繼承的經典，這也是思想的一部分 。將經典義理的承傳放進橫向比較，或許能彌補基源問題法在處理中國傳統思想連貫性方面的不足 。
• 成效評價的分歧：對於基源問題研究法整體成效，學界看法不一。一方面，不少學者肯定勞思光的史學成就，認為他的《新編中國哲學史》框架清晰、評判得當，在眾多同類著作中別樹一幟，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其方法論自覺。高柏園稱此法為一重要的方法論創見 。即使持批評意見者也承認，勞思光的著作「極其精闢而頗有可參」之處不少 。例如，他對韓非哲學的解析因為抓住了核心問題而見解獨到，得到許多學者的讚賞 。另一方面，也有人對其書中某些詮釋不敢苟同，並以此質疑方法本身。例如，有學者舉例勞思光在討論西方哲學（如Kripke命名理論）時出現誤解 ，指出方法本身無法保證使用者不會誤讀原著 。此例或許與中國哲學無直接關聯，但提醒我們：再好的方法仍需研究者正確運用、充分掌握資料，否則可能南轅北轍。因此，基源問題研究法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研究者的學養和判斷。方法是工具，不能自動產出正確結論，這是一種現實的約束。
總結而言，勞思光的基源問題研究法為中國哲學史研究提供了一套具有啟發性的思路和框架。它強調問題意識、平衡史實與哲理、公開詮釋立場，這些理念對後來者依然具有參考價值。在該方法的指引下，中國哲學史不僅可以是朝代與人物的列表，更可以是一部觀念演化和對話的歷程。當然，任何方法都有局限，基源問題研究法的應用需要謹慎拿捏——既要防範主觀臆斷，又要避免籠統簡化。經過學界二十餘年的討論打磨，今日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評價：基源問題研究法為中國哲學史研究開拓了新的格局，其貢獻在於提高了研究的理論自覺性和結構性 ，但如何兼顧多元歷史事實與統一哲學問題，仍是一項需要後繼學者不斷探索的挑戰。基源問題研究法的價值或許不在提供現成答案，而在啟發我們更深入地思考：「什麼是驅動中國哲學前行的根本問題？我們又應以什麼觀點去理解這段悠久的智慧傳統？」帶著這樣的追問，正是對勞思光方法最好的繼承。
參考來源：
1. 高柏園，〈論勞思光先生之基源問題研究法〉，《鵝湖學誌》12期 (1994): 57–78 。
2. 郭芳如，〈論勞思光先生之基源問題研究法〉，發表於「樵客如是我聞」部落格，2018年5月27日 等。
3.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1984–2003增訂版）序論及相關章節 。
4. 勞思光，《哲學問題源流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
5. 周偉航，〈從勞思光的基源問題研究法析論哲學史的歷史成份〉，《哲學與文化》42卷8期 (2015): 15–40 。
6. 葉海煙，〈所謂「基源問題」—勞著《中國哲學史》的一項商議〉，《東吳哲學傳習錄》 (1994.5): 1–17 。
7. 其他比較研究文獻，如任繼愈等《中國哲學發展史》的序論以及唐君毅哲學方法論相關討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