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81204/bits-of-advice-chairman-xi/?changeLang=zh-hans
2018年是中国的戊戌之年，距离戊戌变法正好两个甲子。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是人心思变的一年，历史催着中共，又到了一个选择关口——是回到早期改革开放的路上，并进而向自由民主的普世大道过渡，还是把中国带回专制独裁的“不归路”，考验着习近平和党国高层的智慧。
尽管许多人警告不要对习近平和党国心存幻想，可我仍然感觉历史并非对中共完全关闭时间之窗。我一向相信形势比人强的道理，中共也未完全丧失伸缩性，从前不久习近平召开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及各部门和地方紧锣密鼓出台的扶持措施，以及G20峰会上与特朗普达成一致暂停升级贸易战，习近平和党国在内外极限压力下，是存在政策转向可能的——不管这种转向是基于策略还是战略。我之所以如此希望，更大原因还是基于中国人民的考虑。如果能有一个稳健的民主转型，虽然比激进民主革命过程要长，但人民的代价总是相对少的。就中国社会积累的怨气和分裂程度而言，激进民主化最后很可能导致一个人们不想要的民主，或者根本不是民主，而它的后果总是要百姓来承担的。
谈起2018年，中美贸易战和两国关系的恶化无疑是一个回避不了，也不能回避的话题。说两国关系是中国改革40年来最坏时期也不为过。这种状况的发生，本质上是两条发展道路——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较量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中国不改弦易辙，它迟早是要来的。
然而，在2018年这个时间点到来，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习近平个人引发的。虽然贸易战的发起者是特朗普政府，包括之前美国对中国在国际上实行的一系列扩张政策已经非常警惕，但中共十九大习核心和习思想的确立，今年两会习近平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这两件事是一个节点，让美国意识到，再不出重手遏制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以后就没有机会，或者成本会大得多。这代表美国精英层对中共和习近平，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中国——因为习近平绑架了中共，而中共绑架了中国——的彻底失望。
然而，美国也知道，以中国现在之实力，除非美国动员全球反共反中力量——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看，很难达到这个效果——否则，美国仅靠一己之力是难以完全打垮中国的。故而如美国副总统彭斯于10月初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演讲所说，美国的目标是，只要中共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上来，美中两国就能建立起正常关系。
这一点也恰恰是中国当下大多数民众，包括中共党内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要求。就这样，美中两国人民在这点上形成交集。这是化解中国目下内外交困局面的起点，实际上也是中国民主转型的起点。如果习近平和党国不想使局面继续坏下去，弄到不可收拾，就必须回到中共40年前的这个起点和原点，实行真正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改革，而不是做做样子。
当然，今天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不是重复邓已经做过的事情或走过的路，而是继承他未竟或未做过的事，在更高的层面上推进他的事业。邓本人说过（《邓小平文选》第3卷）在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应该享受能够普选国家领导人的民主。距本世纪中叶还有30年，是否需要这么长时间实行普选，可以讨论，但这个方向无疑是我们应该和必须为之奋斗的。从中国人民能够享受自由和民主权利，同时尽可能避免更大成本的考量出发，我对习近平和党国提出几件当下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第一，
在经济上，放弃国企做大做强想法，实行以民营经济为主导、
国有经济为辅，让市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自由经济体制。
习近平做大做优做强国企的想法，是基于所谓国企乃中共执政支柱的定位。但实践表明，国企实际是扶不起的阿斗，如果没有国家政策和资源上的扶持，以中国国企的治理能力，恐怕很难活得下去。中国改革本身就说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死路一条，通过国企干预市场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国家大力扶持国企，不仅浪费民脂民膏，而且侵蚀民企。尽管党国未必有遏制民营经济的念头，然而客观上起到了不利民企发展的后果。这就是前一阶段社会对民企忧心忡忡的背景。
另一方面，壮大国企的做法也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反对。为什么中国在加入WTO17年后，西方仍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根子就在于党国对国企的扶持和对市场的干预。所以，回归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议，落实决议精神，真正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减少国家干预，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建立起自由的市场体制，是中共经济改革的要务。
第二，牢记历史教训，反对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回归集体领导体制。
当下中国极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是个人崇拜回潮。虽然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反腐和治党需要足够的权力和权威，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共内部进行一定的集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集权须有“度”，超过限度就会变成极权。鉴于专政体制本身具有极权特点，容易导向极权，对集权后果尤其要有高度自觉。何况，中共在这方面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对个人崇拜的危害更应有清醒认识，这也就是邓小平为什么要建立中共最高领导人退休制和任期制的原因。但一段时间来，习近平有意放任其亲信和某些投机者对他造神，大搞个人崇拜，使中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并已经制度化的退休制遭到破坏。
要消除社会对中国重回毛氏极权的忧虑，必须将颠倒的再颠倒过来，尽快恢复国家主席两届任期制，并在党国决策体制里，重新形成相互制衡的集体领导机制；中共还应做出决议，反对神化个人或个人崇拜，对宣传部门有意制造个人崇拜，以及某些官员出于政治目的带头个人崇拜的行为，予以制止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清明的政治环境。
第三，取消在民企、外企、社会和民间组织建立党组织，在国家机构和团体建立党组的做法，党的领导只表现为政治领导。
党国现在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但这应仅仅指的是党的政治领导，而不能是组织领导。虽然宪法规定中共是中国唯一执政党，但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只体现为全民在法律上承认和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它不是也不必然表现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功能要在组织上做到全面覆盖，触角伸向社会的每个角落，因此，目前这种在民企、外企、社会和民间组织都要建立党组织，把所有机构都变成中共一个支部的做法，是错误的。
另外，在国家机构以及工青妇等党的外围团体建立党组的做法也是错误的，要取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共规划的政治改革曾有过在国家机构和团体取消党组的建议，今天党占领一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做法是严重倒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第四，取消言禁，实行“三宽”，放松对民间维权组织的监控和打压，使民间有一个自我循环和发展的空间，释放社会活力。
言论和结社自由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专制政权最害怕言论和表达自由，同时也害怕民众组织起来维权和反抗。但这不是说，因害怕就必须牢牢控制舆论，必须遏制民间维权组织的发展。习近平和党国若暂时做不到或不想放开言论，起码要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时（1985～1987）采取的“三宽”做法，即对于跟中共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这“三宽”是检验中共有无诚意改革的最低标准。
民间维权组织既是民众自我保护的手段，也是和政府沟通对话的桥梁，要造就一个健康活跃的民间社会，党国也必须放弃至少是放松对民间组织尤其是维权组织的管控。目前的严控高压，只会扼杀社会活力。
第五，建立宪法法院，实行最低限度的司法独立。
尽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但对党国来说，所谓依法治国实际是依法治民，党在法上，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人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这种情况只会激化官民矛盾。因此，党国要想维稳，就不能仅用法来治民，还必须保护早已载明在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但这就需有最低限度的司法独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二是限制各级政法委对法院和检察院的干预，在法官的人选上，不能有党派背景，法院不能存在党组织，如果法院工作人员是党员，他就不能做法官，二者只能择一。
在强调司法独立的同时，也要做实宪法权威，成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机制，使宪法可诉。作为基础性法律，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没有宪法权威，不尊重宪法，不能做到宪法至上，党的权力将得不到有效制约，公民的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实现，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当然最低限度的司法独立也难。
第六，以官员财产公示制代替运动式选择性反腐，由上而下公示官员财产，将反腐导入法治轨道。
习近平的反腐是一种运动式选择型反腐，已经沦为清除政治异己和政治效忠的工具，广受社会诟病。习若真要反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同时让民众参与反腐，监督官员，就必须采用财产公示制这个已被各国实践证明普遍有效的反腐工具，使官员的财产公开化、阳光化。
党国也要求官员财产申报。但申报和公示，不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区别。从各国立法实践看，财产公示一般都是“由上而下”，先从高级官员和议员开始，然后逐步推广到普通官员。中国的财产公示，也应该遵从这一原则，尽快推行。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成员，必须带头公布个人和家庭财产，否则，让位于那些愿意公布财产的官员。
第七，对历史冤案进行平反和赔偿，特赦政治犯，开启和解进程。
民主化需要一个政治和解过程，如果冤冤相报，即使国家将来实行了民主，以中共积怨之深，恐怕也将陷入一场长期的内斗和动荡。
自中共在大陆建立起全国政权后，几乎在每一阶段，都人为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和敌人，这当中最为世人所知，对中共刺痛最大的就是“六四”。而习近平上台后，党国对以维权律师、异议人士为代表的维权群体和政治反对派，也进行了残酷打压。冤案还包括各种经济案件。要想民众对中共有信心，党国对历史上的所有冤案，该甄别的甄别，该平反的平反，该赔偿的赔偿。对于特殊类的政治案件，则予以特赦，如果暂时不能对所有政治犯实行特赦，可以分批推进，以开启和解进程。
就“六四”而言，考虑当时的一些决策者还在世以及党内强硬派的反应，如果认为平反时机尚不成熟，可适当推后，但也不能太久，对“六四”死难者，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国家必须赔偿。
特赦政治犯，能让中共早点卸下政治迫害者的包袱。中共在改革开放前，曾对国民党战犯分七次进行特赦，2015年为纪念抗战70周年也特赦过一次。刘晓波病重时本是一个好的特赦与和解机会，现在还来得及。
笔者提出的上述化解中国当下困局的七个建议，对习近平和党国来说，其实是最低限度、最务实的要求，已经充分考虑到中共和习近平面临的实际困难和制约。希望习近平先生能够听从建议，如果这一步都不启动，让时间和民心空耗下去，结果就只能等激烈的社会变革了。
中国走到今天非常不易，不能为了一党一己之私绑架整个国家和民族。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这个历史大势面前，是没有什么例外可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