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精準地切中了劉仲敬（阿姨）「諸夏理論」在現實操作與地緣政治上面臨的最大痛點與論證困境。
你提到的台灣「四百年史」與「海峽天險」，確實是催生現代台灣民族共同體（台灣民族發明）最關鍵的催化劑。台灣因為海洋的阻隔，得以在荷蘭、明鄭、清領、日治、中華民國的輪番統治中，不斷「走出大一統帝國的世界觀」，最終在與西方/日本秩序的碰撞中，錘鍊出具備實體自組織能力的現代國家。
相較之下，大陸內陸的四川（巴蜀）或湖南（湖湘），既缺乏海峽這種絕對的地理天險，在近代也沒有經歷過像台灣那樣長達半世紀與中國政權徹底切斷、並全面現代化（如日治時期）的歷史割裂。
那麼，在缺乏像台灣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下，阿姨憑什麼說「川蜀是一個民族，湖南是一個民族」？ 他的論證邏輯與憑據主要可以拆解為以下三個層面：
1. 訴諸「前秦」與帝國體制外的地理/文化邊界
阿姨認為，大一統帝國的「省份」劃分，是為了方便流官統治而人為建構的「行政區劃」；但在這層政治外殼之下，存在著更古老、因自然地理形成的生態與文化共同體：
- 巴蜀利亞（四川）： 四川盆地四周皆山，歷史上擁有極其封閉且獨立的生態系統（如古蜀文明、三星堆）。在「前秦」時代，它本身就是獨立於中原之外的巴國與蜀國。儘管後來屢遭大一統帝國屠殺與「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換血，阿姨認為只要盆地地形存在，新移入的人口在三代之後就會被「地方風土」同化，重新產生出有別於中原的盆地意識。
- 湖湘（湖南）： 湖南三面環山，北臨長江洞庭，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次區域。在歷史上（如馬楚政權），湖南有著強烈的土著文化（苗蠻與百越底色）與地方性格，與中原的官僚文化格格不入。
2. 抓住「近代地方自治與軍閥割據」的歷史切片
如果說遠古歷史太過遙遠，阿姨最核心的現實憑據，是晚清到民國初年（1911-1928）的「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運動。他認為這段歷史正是「諸夏」差點成功的實踐：
- 湘人治湘與湖南共和國： 晚清湘軍（曾國藩、左宗棠）興起後，湖南掌握了自身的武裝與財政，形成了強烈的地方共同體。到了民國初年，湖南甚至由趙恆惕等人推動了《湖南省憲法》，毛澤東年輕時也曾發表過〈湖南建設問題——湖南共和國〉，主張中國應該分裂成二十多個小國。阿姨認為，這就是「湖湘民族」差點建國成功的鐵證。
- 川人治川與巴蜀自治： 民國初年的四川長期處於劉湘、劉文輝等本土軍閥割據狀態，實行「川人治川」，拒絕中央財政與軍隊入川。阿姨認為，這種軍閥割據本質上就是西歐封建制度的萌芽，只要給予足夠時間，軍閥就會演化為立憲君主，地方防務就會演化為國防軍。
3. 阿姨的本質：「意志論」與「預言式」的民族發明
這是最關鍵的一點：阿姨不是在「描述」客觀現實，而是在「進行」政治意志的建構。
他借用了西方民族主義理論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概念。西方民族主義認為，歷史上本來就沒有什麼天生註定的民族，法蘭西人、義大利人都是近代被「發明」出來的。既然法國人、義大利人、台灣人可以被發明，那麼只要有人願意付出代價、撰寫歷史論述，巴蜀人和湖湘人也一樣可以被發明。
因此，阿姨對川蜀和湖南的定義，是一種「建構主義式」的歷史發明：
- 台灣是「已成的現實」： 台灣的條件好，所以發明已經成功，走在了最前面。
- 諸夏是「未來的路徑」： 川蜀和湖南雖然缺乏天險、條件較差，但在大一統帝國走向末路、面臨解體（他預言的「大洪水」）時，地方精英為了在混亂中自救，保衛鄉土，就必須借用「巴蜀利亞」或「湖湘」這種民族主義論述，來建立自己的武裝與邊界。這時候，原本的「省籍認同」就會在戰爭與危機中急速催化為「民族認同」。
總結：阿姨邏輯的弱點與賭注
你的質疑完全正確。在沒有海峽天險、且經歷過長期中央集權洗碎社會結構的大陸內陸，要憑空長出像台灣這樣高認同度的民族，在常態下幾乎是不可能的。
阿姨理論的底牌在於「非常態的危機」。他押注的是中華帝國體制在未來會因為地緣衝突、經濟崩潰而「總崩潰」。在那個大分裂的歷史窗口期，內陸各省如果想像台灣一樣活下來，就必須在沒有天險的情況下，用「武力」和「民族論述」人為築起邊界——這就是他認為川蜀與湖南能成為兩個民族的底氣所在。他不是在講「現在是」，而是在斷言「未來必須是」。
從這個角度來看，阿姨的諸夏論其實更像是一套「政治生存指南」而非嚴謹的歷史考證。如果你想繼續探討，我們可以聊聊：
- 在缺乏海峽天險的情況下，阿姨認為內陸諸夏（如川蜀）要如何抵禦歷史上不斷重複的「中原流民/張獻忠式」的流血劫掠？
- 民國初年的軍閥割據（如北洋、西南聯軍），在歷史學界的正統評價中，與阿姨的「封建自由/諸夏萌芽」解釋有多大的落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