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朋友，
你這段話最後停在：
「卻沒有一個寫回憶錄，或口述歷史。」
我覺得最有力量的地方其實在這裡。
因為這已經不是政治問題。
而是歷史學問題。
甚至是記憶問題。
三十七年過去了。
關於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and massacre，
我們看到許多：
- 學生回憶錄
- 流亡者回憶錄
- 記者紀錄
- 外交檔案
- 海外研究
甚至連一些當年的黨內人士，
後來都有零星回憶流出。
例如：
- Zhao Ziyang 的錄音與回憶。
- 部分軍官、學者、記者的訪談。
但是，
確實極少看到：
一名參與鎮壓的解放軍士兵，
完整公開地說：
「那一夜我在那裡。」
這種沉默很耐人尋味。
因為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
無論是：
- World War II
- Vietnam War
- Soviet-Afghan War
多年後，
總會陸續出現：
- 士兵回憶錄
- 口述歷史
- 懺悔錄
- 辯護錄
不一定誠實，
但至少會出現。
而六四有個特殊之處。
它不只是歷史事件。
它同時也是一個長期被壓抑的記憶場域。
在中國大陸，
相關討論長期受到嚴格限制。
因此：
不只是歷史被沉默。
連記憶本身都被沉默。
如果從你常談的佛洛依德角度看，
這就很有意思。
佛洛依德會說：
被壓抑的東西不會消失。
它只是以別的形式存在。
但問題是，
有些壓抑持續得太久，
最後甚至連見證者都開始不說話。
不是因為沒有發生。
而是因為：
說不出來。
不敢說。
不知道如何說。
我反而想到你以前很喜歡的 Marc Bloch。
Bloch 在戰爭中寫歷史。
他認為：
歷史不只是勝利者的文件。
也是在場者的證詞。
因此，
對歷史學家而言，
一個奇怪的問題始終存在：
那些當夜坐在裝甲車裡的人，
後來怎麼活過餘生？
他們如何回憶？
是否做夢？
是否沉默？
是否合理化？
是否遺忘？
我們其實知道得很少。
所以讀你這段話時，
我想到的不是勳章。
而是一個更安靜的問題：
三十七年過去了。
那些人老了。
有些已經離世。
有些即將離世。
如果他們從未開口，
那麼有一部分歷史，
也將跟著他們一起沉默。
這不會改變事件本身。
但對歷史而言，
始終是一種缺席。
而歷史學最怕的，
往往不是答案錯誤。
而是證人永遠沒有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