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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渡过历史的垃圾时间
1380年，明太祖诛杀胡惟庸、废相权；英国大宪章发布逾170年，已确立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不可侵犯的原则，贵族势力崛起。
1587年，万历十五年，宦官得宠，权势正盛；莎士比亚开启演艺与创作生涯，8年后写出《罗密欧与朱丽叶》。
1643年，大清顺治帝继位，多尔衮摄政；牛顿降生。“天不生牛顿，万古如长夜”，1666年，牛顿回老家躲避瘟疫创作了微积分学、经典力学、光学和天文学理论，是为牛顿奇迹年，此时满清第一大文字狱《明史》案刚结案。
1689年，康熙八年，康熙擒拿鳌拜，亲理朝政；洛克发表《政府论》，批判君权神授、王位世袭，提出公民政府，同时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限制王权。
1776年，乾隆谕示衙署大规模删销书籍；同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北美发布《独立宣言》，瓦特蒸汽机投产，堪称人类奇迹年。
14-15世纪，在人类历史的关键路口，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将华夏推入“历史的垃圾时间”。从此，东方进入大分流时代。
何为“历史的垃圾时间”？历史的垃圾时间，是文化的悠长假期，还是文化的罗刹海市？如何度过“历史的垃圾时间”？
本文以“历史的垃圾时间”为切入点思考国家现代化的困境。
本文逻辑
一、历史的垃圾时间
二、文化的罗刹海市
三、个人的临终关怀
历史的垃圾时间
很多历史研究者认为，苏联的崩溃是从1979年入侵阿富汗开始的。资深媒体人胡文辉将苏联从1979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定义为“历史的垃圾时间”，说戈尔巴乔夫只是让这段垃圾时间早点结束罢了【1】。
胡文辉还认为，历史的垃圾时间，绝不止适用于俄罗斯的历史，绝不止适用于当代史。比如，公元前 770年西周覆灭、平王东迁洛阳后属于周朝的垃圾时间；249年高平陵之变后属于曹魏的垃圾时间；878年黄巢之乱后属于唐代的垃圾时间，1630年崇祯处死袁崇焕后属于明代的垃圾时间，1600年关原之战后属于丰臣政权的垃圾时间。
历史的垃圾时间，感觉像经验主义的说辞，此概念并不严谨，且有事后诸葛亮之嫌。
“唐亡于黄巢，而祸于桂林”，陈寅恪借用了宋祈在《新唐书·南诏传》的观点，认为黄巢之乱破坏了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断绝了南北运输之汴路，李唐因此丧失了南方的经济力量。如果还要往前追溯，那就是因南诏侵边而引发的庞勋之乱——868年庞勋率800名徐州戍卒在桂林发动兵变。
朱明的垃圾时间从什么开始呢？黄仁宇认为是“万历十五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不过，胡文辉反对黄仁宇这种“大历史观”。他认为，如果大明亡于万历十五年，那么中国历史也结束了。满清三百年都是历史的垃圾时间。胡文辉将1630年崇祯自毁长城到煤山自尽这14年时间界定为明朝的垃圾时间。
按照历史经验方法论，历史的垃圾时间存在不少分歧和争论。它隐含着历史必然性，这本身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观点。若以结果论历史必然性，容易陷入循环论证。
通常，我们说“比赛进入垃圾时间”，它最起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确定的倒计时；二是失败的结局是大概率事件。我们如果身处那个时代，又如何知晓这段历史何时结束、下一段历史从哪里开启？更重要的是，“垃圾时间”是相对大概率的失败者来说的，对于潜在的胜出者而言，那是“一元复始”。
不过，历史的垃圾时间还是一个有趣、有价值的说辞。而且，从逻辑上来看——非历史经验主义，它还是一个可靠的概念。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逻辑和政治学的逻辑分别推演历史的垃圾时间。
早在1920年，米塞斯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2】，他从经济计算的角度否定了帕累托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集中配置资源的可能性，而这个时候苏联尚未成立。换言之，苏联尚未诞生之前，米塞斯就通过逻辑推理预言这种经济体必然失败。按照米塞斯的逻辑，苏联从1922年诞生开始便进入垃圾时间。
所以，从经济学的逻辑来看，当某段历史正处于违背经济规律、个人又无力改变、且必然走向失败的阶段，我们将其定义为“历史的垃圾时间”。
苏联的崩溃是米塞斯推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也是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的民族国家制度的失败。民族国家失败的比比皆是，他们失败的共同原因是没有成为民主国家，即民族国家内部的权力未能合法化、未能落实到国民手上。
“王在法下”，国家权力从统治者过渡到国民，且以宪法约束之，这是古今之变，亦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难题。这就是政治学的逻辑。
孔飞力根据英国光荣革命的经验，构建了一套“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的逻辑【3】。他认为，随着经济进步而扩大的精英阶层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政治，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与风险。就在朱家明朝灭亡后，英国贵族高度参与政治，制衡皇权，以和平改良道路通往了现代文明。同期，法国路易十四大幅度加强皇权，削弱贵族权力，权力过度集中，最后政治结构失去平衡，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钱穆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细数历代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他认为，将中国古代王朝定义为中央集权并不准确，实际上历代间极多变迁。“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4】”
钱穆从人事和制度两个维度剖析皇权和相权的关系，认为明太祖废相权、集皇权，导致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明太祖诛杀胡惟庸、废止宰相，要求子孙永远不再立宰相。不仅如此，明朝朱家废掉中书省、门下省，只保留尚书省；而且尚书省没有长官，由六部负责，叫六部尚书，官衔二品。六部尚书、九卿加上武官大都督，平列一线，由皇帝全权管理。皇帝设私人秘书处，任用内阁大学士，帮助其统管一切。有人说，大学士实际上充当了宰相，但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学士掌控的行政权对皇权负责。
后来，清朝爱新觉罗氏基本上沿用了这套政治体制。在孔飞力看来，魏源提出了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国家应如何通过让文人们更为热诚地承担责任以及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从而在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也使得威权统治得到加强。魏源的继承者冯桂芬走得更远，他在《公黜陟议》中主张应当通过官员选举来扩大政治参与。他引用孔子的话“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有请升缺，用其举多者”【5】。
在时代变迁中，政治权力结构是幂律化还是橄榄型走势，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前途——国家现代化道路是和平的改革的，还是暴力的曲折的。明代，正是世界近代文明开启之时代，相权废止关闭了国家现代化的大门。由此，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
文化的罗刹海市
历史有垃圾时间，但个人没有。
个人该如何度过历史的垃圾时间？
胡文辉认为，历史之大是一回事，个人之微又是另一回事。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个人在政治上固然束手无策，但在生活上，在文化上，是不妨继续放飞自我的【1】。
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可以理解为躺平，是对历史的垃圾时间的一种拒绝、一种规避。胡文辉建议，一旦遭遇历史的垃圾时间，就把它当作文化的悠长假期好了。
“在大唐的垃圾时间里，有失意的皮日休，落第的陆龟蒙、罗隐，远走西蜀的韦庄，逃避后梁的韩偓，都各自拥有了他们的悠长假期，并焕发出异样的文化光彩【1】”。在胡文辉看来，当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时，又会分裂出另一个历史的平行宇宙，即政治上最阴暗的世界和文化上最华美的世界。
在明清的垃圾时间里，才子佳人纵情秦淮，孔尚任写下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著《桃花扇》，冒襄写下了他与董小宛的缠绵悱恻，著《影梅庵忆语》。还有吴伟业创作了《琵琶行》、《鸳湖曲》、《琴河感旧》。
“任凭一片风雨气，来作神舟袖手人”。或许，胡文辉想要表达的感怀，并不是豁达与浪漫主义，而是无奈与买醉情绪。
历史的垃圾时间，未必是文化的悠长假期，更可能是文化的罗刹海市。
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从来都没有星河璀璨，只有牛鬼蛇神。在文化的罗刹海市中，戈培尔式喉舌、盛世美颜家、马屁精、应声虫，群魔乱舞，狂躁的无知者、搭便车者、沉默的大多数以及一群装作人畜无害样子的帮凶——汉娜·阿伦特斥之无思想、无人格、无责任的“平庸之恶”【7】，层林尽染，共同演绎出一副“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又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的海市蜃楼。蒲松龄谓之“聊斋”。
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王权集中，万马齐喑。从米塞斯到孔飞力、钱穆，我们发现，经济与政治的权力集中制造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而集权又是文化的天敌。
每当历史进入垃圾时间，最先倒下的永远是文化人、思想者。每一轮文化浩劫就像历史的复读机：从尖锐的批评声消失，到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然后是赞美不够卖力也是一种罪，最后只留下一种声音：谎言。
而且，王权越集中，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就越疯狂，对异见者的打击就越极端。
满清入关后对汉族知识分子狐疑不决，大兴文字狱，案件大约160-170起，比其他朝代文字狱总数还要多。胡奇光在其《中国文祸史》中指出：“（清朝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6】”
顺治十八年的《明史》案是满清文字狱的第一大案。当时，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购买了明朝首辅朱国桢未完成的《明史》，然后招揽名士赠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及南明史事，修成《明史辑略》。结果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酿成大祸。尽管此时庄廷鑨已死，仍被掘墓刨棺，枭首碎骨，尸体悬吊杭州城北关城墙上，示众三个月。名士编辑、刻印买卖等221人获罪，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
为何王权执着于意识形态控制？
我们可以用赵鼎新的政权合法性理论来解释。赵鼎新认为，政权合法性来自三个方面：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程序的合法性和绩效的合法性，分别对应的价值理性、形式理性和工具理性【8】。按照现代国家的标准，历代王权的程序合法性不足，君王不得不诉诸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到达无以复加的地步。
古代东方的世俗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过度”成熟，压倒了自然宗教思想。统治阶层宣扬君权神授来维护其王权来源的合法性，却试图用世俗思想维护其王权万世永固。
所谓百花齐放的时代，不过是统治思想百家争斗、精英争当帝师的时代。秦，法家得势，焚书坑儒。汉，儒家崛起，罢黜百家。孔子讲克己复礼，孟子还说民贵君轻，董仲舒就列三纲五常，朱熹集大成，“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明清帝师大儒登峰造极。
不过，世俗思想无法像宗教一样解决灵魂归宿问题，让民众绝对服从王权。神为何授君权给嬴姓赵氏？我家为何世代为奴？“王侯将相有种乎”揭开了意识形态包裹的皇帝的新装，于是，两千年来革命不止，王朝更替。
古代欧洲诸国王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来自神权，而非世俗思想。《圣经·罗马书》写道：“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三大宗教均有一套说服信徒归顺王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即信徒永生。上帝说，人天生下来就是有罪的，耶稣降临、被钉上十字架，是为了洗脱世人的罪。信徒不谋今生求永生——“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
欧洲君主借助神解决了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其王权世代延绵，上千年未见革命，意识形态拿捏得死死的。
为什么近代思想发迹于欧洲？
神权与王权合谋，但亦相互制衡，欧洲始终没有出现一股绝对的权力。而且，神权与王权，常常你争我斗，厮杀不止。这反而给民间留下一些空间。
14世纪中期席卷大半个欧洲的黑死病击溃了中世纪的统治。人开始觉醒，开始质疑神，接着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掌握《圣经》的解释权。韦伯认为，新教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心里驱动力和道德能量，“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9】。”
当神权衰落，王权试图称霸。15世纪末开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瓦卢瓦王室为了抢夺意大利众多城邦而大打出手，英格兰、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等众多欧洲王室卷入其中，史称意大利战争。这场战争打来打去打了60多年，结果不仅王权没有增强，还激活了民间力量。
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就讲到了这场战争【10】。当时的国王、城邦要打仗，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税收猎取的能力，只能向当地商人借钱，这直接催生了现代金融——政府债券。诺斯强调，那些欠钱不还的西班牙、猎税能力强的法国，成为了失败的国家，而民间商业力量的勃兴成为了国家的历史指针。
当地望族美第奇家族参与了意大利战争，美第奇帮助神圣罗马帝国对抗法国，以获取其在佛罗伦萨统治地位。在之后的200年里，这个银行家族成为了佛罗伦萨无冕之主。
美第奇家族大力资助了达·芬奇、拉菲尔、米开朗基罗等开创等文艺复兴，没有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文艺复兴主张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宣扬人权主义，从此欧洲走出蒙昧时代。
15世纪，朱明时期，东西方开始进入彭慕兰所说的大分流时代。
康乾时期，爱新觉罗王室大规模编纂《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四库全书》。同期，孟德斯鸠发表《论法的精神》，提出三权分立；卢梭发表《社会契约论》，提出人民主权；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狄德罗编撰百科全书。他们解决了国家现代化中的关键问题。
尽管在历史的垃圾时间中，也涌现过王守仁、李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进步思想家，但无法与启蒙时代的星辰大海相提并论。
那是另一个时代了。
个人的临终关怀
复盘人类千年史给人的感觉是，15世纪之后，人类的天灵盖突然打开了。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解除人类自己给自己戴上的心灵枷锁”。
麦迪森在其《世界经济千年史》通过核算发现，西欧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里的人均GDP基本没有增长，在450国际元以下；1000年到1500年才有起色，18世纪后旱地拔葱。中国第一个千年的人均GDP略高于西欧，但也是千年停滞；第二个千年前900年亦如此，最近百年才奋起直追【11】。
若按大历史观，人类在数千年中都处于“历史的垃圾时间”，生产力没有任何提高，资产没有增值，经历一场漫长寒冬，犹如地球远古冰河时期。每个人、每代人的努力似乎都“白费”，处境千年不变，有时甚至更糟，陷入掉入了一种陷阱。这种陷阱叫马尔萨斯陷阱。
在马尔萨斯陷阱中，人越努力、越内卷，越陷越深。由于关键问题没有解决，技术水平极低、且几无增量，人越努力，生得孩子越多，粮食越紧缺，最终陷入饥荒、瘟疫。为了逃避饥荒和瘟疫，迁移、拓荒、抢夺，争夺存量，相互战争。《约翰启示录》那四匹苍白的马——瘟疫、战争、饥馑、死亡，闯入人间，劫掠生灵。
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因为方向错误，努力只会加速终结。
钱穆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了明朝朱家子孙为何不上朝的原因【4】。他说，太祖废宰相后，所有行政大权、事务与压力落到皇帝身上，而朱家子孙深宫养大，没有太祖过人的精力处理如此庞大的朝政，只能让秘书即大学士代之。一天不上朝、三天不问政，自然跟不上、也不愿跟，最后在位不在朝、代代不上朝。
等崇祯接手时已是江山破败、民生凋敝、边防危急。不过，崇祯不像朱家先辈一样浑浑噩噩，而是勤于政事，夙兴夜寐，以图中兴，就连自杀前两天还在上朝。但是，崇祯的勤政反而加速终结了明朝的终结。崇祯凌迟处镇守辽东边关大将袁崇焕，结果自废武功，内乱外患并起。
要说勤政，没有哪个朝代比得上清朝爱新觉罗氏。爱新觉罗氏皇帝，个个勤于朝政，文韬武略。但是，最怕皇帝有野心。皇帝南征北伐，定然横征暴敛；杀伐决断，必然血流成河；口壅若川，自然万马齐喑。
皇帝大开大合，大臣、官僚、地主、农民、商人、奴隶内卷愈深，所有的努力不过是加剧彼此厮杀，流民逃荒，成人杀婴，老人入林。唯一有价值的言辞，不过是超度亡灵的悲歌。
崇祯在煤山自杀时只有太监王承恩陪着他，死前在衣服上写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王承恩在崇祯人生的最后一刻还提供了情绪价值，衣服上的推脱之词更像是写给自己的临终关怀。
人类的历史演进具有戏剧性、跳跃性。15世纪之后，人类灰暗的阴霾突然就消失了，这一恐怖的千年黑夜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哪怕是最底层的人只要努力，其处境就可获得极大的改善。
茨威格在其回忆录《昨日的世界》描述了欧洲这种激动人心的变化：“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样一些城市，我只要每去一次就会感到惊讶和欣喜。那里的街道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漂亮，公共建筑越来越有气派，店铺越来越豪华、越来越美观。人们从各种食物中都能感觉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谁敢作敢为，谁就能获得成功。【12】”
在国家现代化的路上，欧洲以启山林，美洲亚洲纷纷跟进。美国走得是福泽谕吉的道路，韩国及多数转轨国家走得是弗里德曼的道路，即由经济自由促进政治自由。不过转轨成功的国家并不多，原因是政治上如何跨越格林尼治时间。一旦政治上未越过，经济上容易倒退，历史又进入一段垃圾时间。
其实，机会往往就在一两代人手上。
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就讲到，英国、荷兰的成功在于，征税权被限制的王室不得不鼓励贸易和市场，促进了有产者的成长【10】。而随着私人财富的增加，有产者开始参与政治权力，通过建立一套宪政体系来保护私人财富，最终完成国家现代化。
换言之，因贸易和市场兴起的一两代人是幸运的人，也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人物。他们有财产、有知识、有影响力，有人甚至担任官员、议员、律师。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王室赖以生存的经济力量，是唯一一股能够与王权博弈、且以和平方式推动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力量。实际上，这一两代社会精英就是孔飞力渴望的政治参与的中坚力量。
1979年，韩国统治者朴正熙被部下刺杀，在“汉江奇迹”中崛起的40后、50后开始挑战军政府，军政府血腥镇压，这两代人勇敢斗争，最终借助1988年汉城奥运会帮助韩国越过格林尼治时间。如果那一两代人错失良机、最后失败，那么韩国政治结构就会塌缩成幂律形态，矛盾尖锐，革命不息。
所以，汉江奇迹，即汉江窗口期。对这个国家来说，一旦错过，那就是一百年。
集体行动的困境于，当国家市场程度很低时，机会主义动机非常强烈，“汉江奇迹”那两代人未必愿意充当司机。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集体行动的人越多，搭便车者越多【13】。他们就像毛不易《消愁》中写得那样：“自以为是地表演着，伪装着，舞蹈着，疲惫着”。
王缉思说：“在不确定的时代，做一个‘普通的好人’”。嗯，这是一个底线，也是一个不错的说辞。“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买醉创造最大的情绪价值，天亮之后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15】。
胡文辉在文章中用友人赠字、南宋张元干的《瑞鹧鸪·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韵》来表达对历史的垃圾时间的感怀：
白衣苍狗变浮云，
千古功名一聚尘。
好是悲歌将进酒，
不妨同赋惜余春。
风光全似中原日，
臭味要须我辈人。
雨后飞花知底数，
醉来赢取自由身。
这何尝不是张元干留给北宋遗老的临终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