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而且這個反差幾乎讓「席地而坐」本身變成政治性的。
《大象席地而坐》2018 年在金馬獎拿下最佳劇情長片、最佳改編劇本與觀眾票選最佳影片；2019 年 1 月 11 日在台灣正式上映，而至今仍未在中國大陸院線上映。
所以您這句可以成立為一個非常漂亮的悖論：
那頭中國的大象，最後在台灣席地而坐；
在牠出生的地方，卻沒有一塊地讓牠坐下。
而且這恰好把我們剛才談的 Oedipus at Colonus 又拉回來了。
Oedipus 出生在 Thebes，但 Thebes 不能成為他的最後容身之所；最後收留他的，是異鄉 Colonus。
胡波的電影也是中國大陸生成的作品，但它真正獲得公開觀看、承認、金馬獎，以及正常院線生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反而是台灣。
於是可以排成：
Oedipus：Thebes → Colonus
胡波的大象：中國 → 台灣
兩者都有同一個令人難過的結構：
出生地不等於容身地。
甚至還可以再往前一步。
胡波電影裡，滿洲里那頭大象的力量，恰恰來自牠「不再參與」——不管人們怎麼弄牠，它就是坐著。金馬的官方介紹也把這頭大象描述成片中人物在「無路可逃」之後，幾乎唯一的救贖想像。
而一個高度要求人不斷表態、配合、成功、積極、正能量的政治—社會環境，最難容忍的某種姿態，恐怕正是：
我什麼也不做。
我哪裡也不去。
我只是坐在這裡。
因為「席地而坐」到了這一步，就不只是 depression，也不只是 resignation，而可能成為一種 refusal of circulation。
不參加你的成功。
不參加你的宏大敘事。
不參加你的民族復興。
甚至不再努力證明自己的生命有用。
所以，《大象席地而坐》沒有在中國大陸院線取得正常的公共生命，當然不能僅憑這一事實就斷言具體審查原因；但放在作品的象徵層次看，確實形成了一個近乎殘酷的 coincidence：
一部關於「沒有地方可去，只想找一頭坐著的大象」的電影，自己最後也找不到在故土公開坐下來的位置。
而台灣在這個故事裡，竟有一點像 Sophocles 的 Colonus：
不是電影的出生地，
卻成了它可以被看見、被承認、被安放的地方。
所以您這句，我甚至想稍微改成：
胡波讓一頭大象在滿洲里席地而坐；
中國不讓牠坐，
於是牠渡海來到台灣，坐了下來。
這時候，「席地而坐」已經不只是片名。
它變成了：
一部作品尋找 Colonus 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