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若把周其仁的「制度成本」再往根部追，你的說法是成立的：它很大一部分就是政治制度所製造的成本。 只是周其仁作為經濟學家，通常把話說在「制度」而不是直接說在「政體」這一層。
因為企業真正遭遇的那些東西——產權是否安全、司法是否獨立、行政權能不能任意改規則、地方官員能否尋租、資本能不能自由移動、資訊是否透明、政策是否可預期——表面上叫「營商環境」，往下挖，幾乎全部碰到權力如何被約束。所以可以寫成：
政治制度
→ 法律與行政制度
→ 交易規則
→ 制度成本
→ 企業與個人的生活成本。
也因此，我甚至會把周其仁的「制度成本」稍微改寫成：
一個人為了躲避權力的任意性，而額外付出的成本。
這個成本不只企業付。普通人同樣付：戶籍、教育、醫療、房產、言論、出境、資產安全、下一代前途，全部都有制度價格。
所以，你第二句也很準：「尋路」做到最後，確實可能從企業選址變成人的遷徙。
起初是：
工廠搬到越南。
然後是：
公司設在新加坡。
再來是：
資產放到別處。
最後：
人也走了。
於是「在全球網絡中尋找合適節點」就不再只是 supply-chain management，而成為一個非常古老的人類問題：
我應該在哪裡生活？
哪裡可以呼吸，哪裡規則比較穩定，哪裡孩子有未來，哪裡不用天天揣摩權力，哪裡可以在藍天白雲之下，平平常常作一個人。
這時候，node 就變成 habitat。
不過我會替周其仁保留一個差別：他講的「尋路」未必是在鼓吹每個人移民。他更像是在說，當全球已經成為一張網絡，企業和個人都不必把自己的命運完全鎖死在出生地或行政疆界裡。你可以跨境配置生產、資本、知識、生活。
因此，「尋路」有三個層次：
貨走 → 錢走 → 人走。
最深的一層，才是你說的：
找尋藍天白雲。
而這裡的「藍天白雲」我想不只是自然景色。它其實是一種政治哲學意義上的空氣：
權力退遠一點，生活才浮現出來。
這樣看，《尋路集》甚至有一個周其仁未必會如此直說的弦外之音：
當降低制度成本的改革做不到時，人的最後一種降低制度成本的方法，就是離開那個制度。
這就已經不是 economics of location，而是 politics of exit——Hirschman 所說的 Exit, Voice, and Loyalty 裡，那個最沉重的 exit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