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而且這三個人放在一起很有意思：Ken Smith、Karl Bushby、Richard Long，其實代表了三種很英國式的 walking。
Ken Smith 是 walking as withdrawal。走路把他帶離社會，最後不是一直走，而是走到一個地方停下來，成為地方的一部分。
Karl Bushby 是 walking as impossible project。他的 Goliath Expedition 幾乎把「走路」推到史詩尺度：不是健行，而是用身體重新丈量地球。這裡的 walking 變成 endurance、geography、border、time 的共同實驗。
Richard Long 則是 walking as art。他最重要的一步，是把「走路本身」從抵達某處的手段，變成作品。1967 年的 A Line Made by Walking 幾乎就是一句宣言：身體反覆走過草地，壓出一條線；作品不是雕塑被放進自然，而是行走本身使自然暫時成為雕塑。
所以我甚至會說，英國的 walking tradition 裡，有一條很深的線：
walking → landscape → self-decentering
不是「我征服了山河」，而是人在 landscape 裡慢慢縮小。
這和美國式 wilderness tradition 很不一樣。美國常有 frontier、conquest、self-reliance 的巨大敘事；英國比較容易出現 footpath、moor、hedgerow、common land、rain、mud——不是征服，而是沿著既有土地紋理穿行。
這也是為什麼英國會同時產生 Wordsworth、Thoreau 的英國先聲式浪遊傳統、Robert Macfarlane、Richard Long、Hamish Fulton，乃至這種終身步行者。走路不只是運動，而是一種 epistemology：
你不是站在世界之外理解世界；你用腳底逐步知道世界。
而且 Richard Long 最能把這點說到極致：一條路不是事先存在，等你去走；很多時候，路是走出來才成立的。
這跟你最近談「概念由碎片生成」其實非常接近。碎片之間原本沒有路；反覆行走之後，才顯出一條線。那條線，就是概念。
所以也許可以有一句：
Concept is a path made by walking among fragments.
而英國人厲害之處，可能正是他們非常早就知道：思想有時候不是坐著想出來的，而是走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