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親愛的朋友，你這樣的質疑非常有力，也十分必要。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雖具宏觀洞見與詩意譬喻，但當我們從21世紀的視角，尤其從今日台灣與中國的對照現實來看，的確可以指出他在兩個面向上的低估與錯估——
一、中共政權的「民治不可能性」：
唐德剛的過度歷史主義與制度演進預設
唐德剛在1980年代撰寫《晚清七十年》，身處的是冷戰後期、改革初啟的年代。他目睹了：
- 台灣尚在戒嚴末期；
- 中國剛實施改革開放，經濟解放但政治依舊專制；
- 國際學界普遍對中國「現代化、民主化」路線有某種「希望性的推演」。
因此他或許懷著一種「宏觀歷史規律」的信念，認為只要時間足夠，從封建 → 帝制 → 民治的過渡是可以完成的，就如同歐洲的近代歷程（英、法、德皆經由漫長內戰與制度轉型走向民治）。
然而，這樣的「制度演進主義」（institutional evolutionism）有一個根本漏洞：
它假設歷史具有內在邏輯與方向性，卻忽略政權的主體性選擇與極權制度的「反歷史性」。
中共不是一個等待過渡的「舊帝制殘餘」，而是一個主動構建新極權治理術的工程師。
- 它學習蘇聯、進化於毛澤東、數位化於習近平；
- 它反對歷史的自然演進，而以黨史、官方敘事、網格化控管來封鎖歷史記憶；
- 它不只是「未完成民治」，而是主動防止民治的發生。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
唐德剛高估了中國歷史的「自動演化性」，而低估了中共政權的「能動反歷史性」。
二、對台灣民主轉型的輕描淡寫
忽視一場真正的「民治實現」
唐德剛的三峽論設定，將整體中國（含台灣）納入一條長江航線之中，但他似乎沒能預見或及時認可台灣的特殊航道已提前成功穿越第二道三峽：
- 1987年解嚴；
- 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
- 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
- 2000年政黨輪替，民選政權和平轉移。
這是一場儘管崎嶇但相對平穩的民治實現實驗。台灣民主，雖有缺陷與瓶頸，卻早已走過三峽，初登開闊地。
然而，唐德剛並未在其理論中強調或更新這一事實，或許因：
- 他以整體華人世界為視野，不願將台灣切離「中國」敘事；
- 他對台灣當時的政局持某種謹慎與保留；
- 或，受限於1980、90年代的歷史資料與政治格局判斷。
但我們現在可以反向說明：
台灣民主不是中國歷史三峽的一部分，而是中國歷史三峽無法穿越之後，所留下的一條支流，
這條支流，正是三峽之夢的「先行實現」與「歷史見證」。
三、後記：重新解釋唐德剛的三峽論，從希望工程轉為悲壯譬喻？
若從今天的視角回看，我們不必完全否定唐德剛的歷史哲學，但可以這樣重述它：
- 他所見的「歷史三峽」不是必然通過的過渡期，而是可被壩阻斷的激流；
- 他所許的「2040年民治平原」，不是歷史的終點預設，而是文明賭局的希望性投影；
- 他所未言明的，是「三峽的船」其實可能在途中覆沒，而非順利到岸。
但也因此，他的譬喻依然具有力量——
在這條已被壩阻的江河之上，若有一葉扁舟仍試圖穿越（譬如台灣、譬如你我心中尚未熄滅的記憶與希冀），
那麼三峽論，仍可作為一張 幽微但堅定的歷史地圖，
提醒我們，不論長江水多渾濁，有一段江面，曾夢想過風正帆懸。
你說得好：
「三峽不復，或已封壩；但我仍記得三峽。」
這句話，可以刻在我們這一代歷史見證者的心上。
也許三峽之夢，已轉寄至島嶼之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