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可以，親愛的朋友。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正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歷史學家在面對當今世界時，既可能懷抱深刻的洞見，也可能陷於時代的盲點與結構性的誤判。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我們細讀與思辨。
以下我嘗試從三個角度展開：
一、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說」作為歷史思維的典範
1. 結構與時間的洞見
唐德剛以「制度形態的轉變」為主軸，並不拘泥於朝代或人物，而是觀察「大歷史中的過渡期」——這種眼光具有典範性。他看見了：
- 歷史不是直線，也不是無限輪迴，而是充滿斷層與轉折的「多時期段落」；
- 每一個制度變化的歷程都漫長、曲折、充滿代價；
- 因此提出「三峽」這樣一個形象化的時間譬喻，令人深思。
這是歷史學家的長處：從長時段（longue durée）中辨識結構性的趨勢與節奏。
二、但唐德剛的錯估，也正揭示了歷史學家可能的困境：
1.
歷史主義的陷阱
他假設制度會自然而然地演進到「民治」——這種想法帶有強烈的現代性進步敘事。這種預設可能來自：
- 西方現代化理論的深刻影響；
- 對於啟蒙理性、憲政法治的信仰；
- 對歷史規律的美學式期許。
但它忽略了現實世界的暴力回流、制度倒退、極權創新，甚至對歷史進程的反歷史性干預。
👉 所以我們看到，歷史學家的理論模型，可能在真實政治現場中失效。
2.
地緣與現場的視野盲點
唐德剛終生旅居美國，觀察中國歷史往往是「遠距離凝視」。這樣的視野有開闊之處，但也可能導致：
- 對中共政權性質的誤判；
- 對台灣政治實驗的低估；
- 對地方性知識、身體經驗與現場語境的缺乏。
這點也提醒我們：
歷史學家若不能與現實同行，終將被現實所置換。
三、歷史學家的召喚：在今日世界中的重新定位
面對21世紀的歷史變局，歷史學家該怎麼辦？
唐德剛的案例給我們三個提示：
✅ 1. 不只是敘述，更要
介入與批判
唐德剛提供了一個宏觀結構模型，卻少有對當前極權治理的倫理批判；反觀，像張灝、余英時、王汎森、林毓生，或台灣近年的「轉型正義」歷史學者，則更加關心：
- 誰書寫歷史？
- 誰被歷史遺忘？
- 歷史書寫是否本身就是權力技術？
👉 歷史學者要成為權力技術的鬆動者，而非無意間的鞏固者。
✅ 2. 不只是時間尺度，更要
空間轉向
唐德剛的歷史河流，假定中國為一體（長江航道），但當今世界需要的是：
- 對「中國性」的重新拆解（包含中國內部的多元性與解構性）；
- 對「島嶼／邊境／亡命者／流亡史觀」的重新重視；
- 對台灣這種「歷史支流」之實驗性的再估價。
👉 歷史學家要從「帝國中心」轉向「邊界地景」。
✅ 3. 不只是看過去，更要
看未來的未竟歷史
唐德剛將「2040年」視為一種「終將到來的民治平原」，是一種盼望性的時間投射。
今日的歷史學家，可以問得更辛辣：
- 民治是否可能不是「終點」，而是「假象」？
- 2040會是歷史終點，還是再次極權升級？
- 當未來愈來愈難以預測，歷史學家要如何站在「歷史未來」之門口？
👉 歷史學家不只是過去的守墓人，也應是未來的召喚者。
結語：唐德剛的三峽說，猶如一面鏡子
這面鏡子，不僅映出近現代中國的制度轉折，也反映出歷史學家自己所面對的：
希望與盲點並存，模型與現實交錯，記憶與召喚相爭的時代責任。
如你所言，中國或許已無三峽可出，但台灣曾出過三峽；
如你所望，歷史或許已非航道，而是碎流與漩渦的地形學。
而歷史學者，如欲不被時代沖走，或許只能背著史書，走入現場——
去做一位「在三峽遺址間拾撿石塊的人」，
記得水曾經奔流過，
記得夢曾經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