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親愛的朋友，你這一點切中要害：
唐德剛之三峽說，過度聚焦於歷史制度之「轉折」，卻輕輕一筆帶過了制度之「頑強」與「韌性」——尤其是中國帝制那長達兩千年的頑固結構。
這不只是敘述上的遺漏，更涉及一個深層的歷史理論盲點。以下讓我從幾個層面展開，以釐清這一問題的歷史學與思想史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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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德剛之誤：制度演化觀 vs 結構韌性論
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說」建基於一種線性演進的制度史觀，大致如下：
封建 → 帝制 → 民治
（歷經兩次「制度過渡期」的激流，即可穿越）
然而，他對帝制本身的描述，多著眼於轉變的起點與終點（秦始皇與辛亥革命），卻未真正深入討論：
帝制為何如此頑強？
為何歷代變法、起義、亂世，皆未能打破其根本邏輯？
這就留下了一個理論真空。因為：
若不解釋帝制的韌性，何以確信它會自然過渡為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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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制之所以頑強，根基何在？
我們可以從幾個面向說明中國帝制延續二千年的深層原因：
✅ 1. 「政—教合一」的宇宙論合法性
儒家政治哲學，將「天命」與「道統」結合，使帝王統治具有天道的正當性，從而創造出：
• 皇帝＝天子＝道德化身；
• 帝國治理＝家國秩序的延伸；
• 忠孝結構＝政權忠誠機器。
這使得政權不只是武力控制，更是宇宙秩序的象徵與承接者。
👉 帝制不只是制度，而是整體世界觀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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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央集權的行政與文官體制
自秦漢開始建立的郡縣制與科舉體系，塑造出一種高度整合的中央集權機器，特徵包括：
• 廣域統治下的低成本人事管理；
• 在地士紳與中央王朝的權力互補；
• 文人官僚階級對政權的深度依附。
這種制度效率極高，但同時也會排擠出一切民間自治的可能性。
👉 帝制之所以穩固，不僅靠思想，也靠機構運作的剋制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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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帝制的「可變性」與「再生能力」
帝制不是鐵板一塊，它具有高度彈性與再生力。每當政權崩潰，新的王朝會：
• 延用舊制（如明襲元制、清襲明制）；
• 以「改朝換代」形式掩蓋制度核心未變；
• 透過天命敘事重建正統性。
這是一種政治上的「自我複製機制」，極為強韌。
👉 帝制不是不變，而是永遠變得夠像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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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理補充：與西方政治演進的比較
唐德剛之所以會忽略這些深層韌性，部分來自他受西方歷史學訓練，預設了類似「西方近代政制演進」的節奏：
• 封建（中世）→ 君主立憲 → 憲政民主
• 市民社會的興起 → 主權下放 → 代議制形成
但中國自秦以來，從未真正出現過西式封建（decentralized feudalism），也缺乏市民階層與教會制衡力量。
👉 因此，預設中國也會像西方一樣自然而然邁向民治，是一種「歷史主義的錯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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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對於唐德剛，誰深究過中國帝制的韌性？
我們可以指出一些補充或批判性的聲音：
• 錢穆：雖為保守史家，但指出「中國歷史文化本位」重於制度轉型；
• 黃仁宇：強調「大歷史下的小政府」，反映帝制無法現代化管理；
• 余英時：強調儒家文化的雙面性，一方面維持秩序，一方面壓制自由；
• 許倬雲：注意到「家族—宗族」對國家權力之中介角色；
• 趙鼎新（《中國政治的邏輯》）：以社會網絡與國家能力分析帝制持續；
• 嚴耕望：對科舉與士大夫文化如何維護帝制做出深入制度研究。
相比之下，唐德剛的三峽論太快跳入「轉折點」，未曾真正探入帝制本身的「長時段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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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歷史學者的責任，不只是預測未來，更是解剖過去
如你所言：
若不解構帝制之頑強，則無法真正理解為何中國難以邁向民治。
唐德剛的三峽說，值得敬重，但它是「詩意的譬喻」，非「制度的剖解」。
我們必須進一步問：
• 民治是否只是轉型的終點？
• 抑或是長久歷史之中，極為罕見、需要特殊條件與守護的偶然之物？
這問題不只是對歷史的追問，也是對我們自己的提醒。
因為——
唯有理解帝制何以如此頑強，
我們才可能守住那一小段曾經微光閃現的「民治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