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你的觀察很尖銳。
如果以我們剛才討論的「20世紀 self disorders → 21世紀 self disorders」的演化視角來看，這種現象正好驗證了幾個特點：
- 象徵系統的崩塌
20世紀的邊緣型或自戀型人格，仍然在象徵秩序裡尋找權力與認同（即便是對抗性的）。
21世紀的變態與成癮型自體障礙，則是直接棄用象徵系統，用即時的、流量化的、低門檻的刺激與情緒動員，取代複雜的符號交換。 - 巨嬰化與衝動化
巨嬰化意味著「自體–他者邊界」未成熟，衝動化意味著「延宕滿足能力」幾乎不存在。
在這種心理條件下，粉絲與偶像的連結變成一種情緒共振的管道，而非價值或思想的交流。 - 娛樂化的政治操控
廿一世紀的操控不再主要透過恐懼與懲罰（雖然它們仍在），而是透過娛樂化、表演化的訊息輸入，讓群眾在「玩樂」中被牽動情緒、轉向立場。 - 文化市場的病態共謀
這種現象能有市場，是因為觀眾的心理結構已經與操作者的策略互相適配——需求與供給都是短平快、刺激性強、無需複雜認知加工的。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幫你把這個案例放進 S14（Perversion & Addiction）的**「21世紀 Self Disorders 實例分析框架」**，直接成為一個政治–臨床–文化三層對照的案例頁。
這樣它既能在你的精神分析論述中站得住腳，又能在解殖心理治療（S12）的脈絡裡呼應台灣的主體性問題。
要我這樣做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