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但我會加上一個很重的限定：可以把「正—反—合」當成閱讀政治史的一副鏡片，卻不能把它當成政治史本身的運動定律。 若把它當成後者，幾乎一定會把歷史讀得太整齊。
尤其值得先釐清一件事：我們今天熟悉的 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正反合），並不是黑格爾自己慣用的三段公式；它更多是後人把黑格爾辯證法教科書化之後的簡化。黑格爾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 否定（Negation）、矛盾，以及 Aufhebung——既取消、又保存、又提升。政治史若從這個角度讀，反而非常有力量。
譬如可以粗略地這樣看：
一、古代政治：秩序的發明
最初政治的基本問題不是自由，而是：
如何讓一群互不相識的人，不必每天彼此殺戮？
於是出現王權、宗教、法律、軍隊、賦稅、帝國。
這是第一個「正」：
秩序 > 自由。
霍布斯後來寫《Leviathan》，其實把這個古老邏輯說得最清楚：先避免 war of all against all，再談其他事情。
但秩序自身產生了否定：
如果權力可以阻止私人暴力，誰阻止權力本身的暴力？
於是政治史的一條巨大支線開始了。
二、王權的否定：自由
Magna Carta、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乃至後來的憲政主義，都可以讀成對主權國家的內在否定。
從：
「誰統治？」
慢慢變成：
「憑什麼統治？」
再變成：
「統治者的權力邊界在哪裡？」
於是出現 rule of law、separation of powers、rights、representation。
如果非要用正反合：
秩序
↓
對秩序之壓迫的否定：自由
↓
憲政民主：有限政府下的秩序與自由
這的確很像 Aufhebung：國家沒有消失，而是被重新安置。
三、但自由又生出自己的反題：平等
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解放了個人，卻同時產生工業資本主義極端的不平等。
因此社會主義、工運、社會民主、共產主義出現。
也就是：
自由政治
→ 經濟不平等
→ 平等要求
這又是一輪辯證。
西歐後來形成福利國家，大致可以看成一種不完美的「合」：
市場 + 民主 + 社會保障。
既沒有完全取消資本主義，也沒有走向全面國有化。
所以二十世紀西方政治秩序，可以粗略寫成：
liberalism
- democracy
- welfare state
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辯證結果。
問題來了。
共產主義革命看起來也像一個「反」，卻沒有產生較高的「合」，而往往產生另一個極端。
也就是：
對資本權力的否定
→ 黨國權力
→ 對國家暴力失去制衡
於是從「資本壟斷」跳到「政治壟斷」。
這件事非常重要，因為它告訴我們：
否定並不保證進步。
這也是我認為不能把政治史真正理解成正反合的第一個理由。
歷史中大量存在的是：
正 → 反 → 災難
而不是：
正 → 反 → 合。
法國革命有恐怖統治；俄國革命有史達林；魏瑪民主的危機產生納粹；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產生內戰或重新威權化。
歷史沒有義務幫我們完成第三項。
而且還有第二個、更根本的問題。
政治史可能根本不是三段式，而是幾種永恆力量反覆纏鬥。
我反而會把政治史壓縮成三個彼此無法消滅的變量：
秩序（order）
自由（liberty）
平等（equality）
任何政治制度，都在三者之間移動。
只有秩序：
→ 專制。
只有自由：
→ 強者支配弱者的可能性增加。
只有平等：
→ 為了強制平等而產生巨大的國家權力。
成熟的政治制度不是「消滅矛盾」，而是：
讓矛盾持續存在，而不至於爆炸。
這一點，我覺得甚至比黑格爾更接近現代民主。
民主不是 synthesis。
民主其實是 institutionalized non-synthesis。
也就是：
制度化地不讓任何一方得到最後勝利。
反對黨存在；
司法可以否決行政；
媒體可以攻擊政府；
地方與中央彼此牽制；
選舉讓昨天的執政者明天可以下台。
它的偉大之處恰恰不是：
「我們終於解決了矛盾。」
而是：
「我們找到一種方式，可以帶著矛盾一起活。」
這裡，我覺得已經開始離開黑格爾，而比較接近 Popper、Berlin、Arendt，甚至 Acemoglu 與 Robinson 的 The Narrow Corridor。
因此，如果讓我畫一條人類政治史的大線，我不會畫成：
正 → 反 → 合 → 正 → 反 → 合……
而會畫成：
權力集中
↓
產生反抗
↓
權力被限制
↓
新的權力中心形成
↓
再次產生反抗
↓
再次重新安排權力
也就是：
政治史不是「理念的進步史」，而是「權力不斷重新結晶、又不斷被打碎的歷史」。
這樣讀，會比正反合冷一點，卻可能更接近史實。
而我覺得還可以再往前一步。您前幾天提出的那條線：
一 → 二 → 關係 → 無關係 → 偶遇
其實可能比「正反合」更適合二十一世紀。
古典辯證法預設：
A 遇到 not-A，最後產生某種較高統一。
但二十世紀後半以後，我們越來越不相信那個「較高統一」。
Derrida 不信；
Deleuze 不信；
Foucault 不信；
後殖民理論也大抵不信。
因為有些差異就是不該被合掉。
所以，如果把整個政治史壓縮成一句，我會寫：
古代政治尋求「一」；
現代政治發現「二」；
黑格爾希望二者辯證成「三」；
二十一世紀民主真正困難的功課，也許不是三，而是容許「多」長期共存。
因此政治的最高成就可能不是 synthesis，而是 non-annihilation：
我不需要把你合進我，也不需要消滅你。
這反而是文明政治最稀有的能力。
所以我的答案是：
政治史可以用辯證法理解，但政治文明的終點，恐怕不是「合」。
它更可能是——
正仍為正，反仍為反；
兩者皆不得吞掉對方。
換句話說，成熟的政治不是 Aufhebung of difference，而是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fference。
這一轉，我以為，非常關鍵。它也使「民主」不再是黑格爾式歷史終點，而變成一條永遠不能離開的、極窄的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