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但必須把「radical empathy」和「和解／相信／解除防衛」徹底分開。若套用 Terri Givens 的意思，radical empathy 不是「對對方好一點」，而是盡可能理解對方如何形成其世界，同時保持 self–other differentiation，並把理解轉化為行動。Givens 自己也特別強調，empathy 不等於 nice，也不會自動產生正義；它必須連到結構性改變。
所以，對 CCP，我會說：
可以 radical empathy，但不能 empathic surrender。
這個區別極重要。
Good Friday Agreement 的確含有很深的 empathic dimension：彼此承認對方真正存在的恐懼、屈辱、身分與歷史敘事；談判創造了可以坦白交換、被聽見、逐步建立互信的空間。後來的官方回顧甚至直接把 1998 Agreement 稱為 empathy、partnership、compromise 與 political bravery 的產物。
可是 Northern Ireland 有一個不能忽略的前提：衝突各方最後至少有足夠部分接受「共同活下去比徹底消滅對方更重要」。而且有制度安排、英愛兩國、美國介入、權力分享、民主同意原則等，把 empathy 鎖進政治結構，而不是只靠善意。Good Friday Agreement 並不是大家突然彼此喜歡；它是把「我承認你不會消失」制度化。
這也正是它與 CCP 問題最不同之處。
對 CCP 的 radical empathy，第一步反而是「把它理解得更準」
例如可以問：
中共為什麼對失去控制如此恐懼？
為什麼「分裂」在它的政治語言裡具有近乎存在性威脅的地位？
為什麼 1989、蘇聯解體、顏色革命會成為其安全想像中的 recurring trauma？
為什麼它把獨立公民社會、自由媒體、自治組織看成潛在政權威脅？
這些都值得理解。
甚至對其民族復興、百年國恥、政權合法性焦慮，也應當具有高度的 cognitive empathy：
如果我是坐在中南海決策位置上的人，我會如何看這個世界？
這是非常有用的。
但下一句必須是：
理解這套世界模型，不等於接受它對別人的要求。
這一點很像臨床上的 empathy：理解一個人的 persecutory world 並不表示治療者同意「所以你殺掉 persecutor 是合理的」。
我甚至認為：對威權政權，radical empathy 應當使防衛更準確，而不是更鬆
這是其中最有意思的 paradox。
普通 empathy 容易變成：
他也有他的苦衷，所以我們讓一點。
Radical empathy 則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
正因為我理解你的 fear structure、incentive structure 與 survival logic，所以我知道哪一些承諾你目前幾乎不可能遵守，也知道哪些底線不能交出去。
換言之：
\text{empathy} \neq \text{trust}
甚至有時：
\text{deeper empathy} \rightarrow \text{less naïveté}
這是我認為對 CCP 特別重要的地方。
理解 Leninist party-state 的 internal logic，可能不是讓民主社會對它比較寬容，而是讓民主社會更少幻想它會因善意而自動變成另一種制度。
Good Friday Agreement 還有另一個關鍵：reciprocity
Radical empathy 若要從單方面倫理成為和平政治，需要某種最低限度的 reciprocation。
北愛和平進程不是一方不停理解另一方，而另一方仍保留無限暴力權。它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各方逐漸進入一個共同框架：你的身分、我的身分，都不能靠消滅另一方來完成。
因此套到兩岸，我會提出一個非常簡單的測試：
CCP 能否把台灣人的 subjectivity 當作 independent reality，而不只是需要被矯正的「錯誤認同」？
若不能，真正的 two-person psychology 都還沒開始。
因為如果一方的基本立場是：
「我知道你真正是誰；你說你不是，那只是因為你尚未被正確教育。」
那不是 relationality。
甚至不是「二」。
那仍然是 one-person psychology writ geopolitical：
只有我的 reality 是 reality；你的 subjectivity 是 pathology。
這時候 radical empathy 可以由台灣這邊實行——去理解北京——但還不能由此推出 reconciliation。
因為：
empathy 可以 unilateral；peace cannot。
這也剛好接回我們方才談的 relationality。
成熟的 radical empathy，其實必須承認一個非常 OOO 的東西：
the other remains withdrawn from me.
我可以努力理解你，
但我不能宣稱我已經完全知道你是誰。
因此真正的 empathy 包含一點 indifference／non-possession：
我讓你有一部分與我無關。
而 CCP 對台灣真正需要跨越的，也許正是這一步：不是「更加理解台灣人民」，以便更有效地完成統一，而是承認：
台灣人的存在，不必以滿足中國的歷史敘事為目的。
那才是真正 radical。
所以，如果把 Good Friday Agreement 的精神濃縮，我認為不是：
Love your enemy.
而是：
Understand why your enemy sees the world as they do;
make it impossible for either side to annihilate the other’s subjectivity;
then construct institutions in which both can remain.
第一項，可以立刻對 CCP 做。
第二項，需要 deterrence、制度與邊界。
第三項，只有在雙方都承認「對方有權繼續存在」時才真正開始。
所以我的答案是：radical empathy absolutely yes；radical reconciliation, not yet necessarily。
而最弔詭的是，真正對 CCP 做過 radical empathy 之後，得到的政治結論有時可能不是「更靠近」，而是：
我充分理解你；正因如此，我知道現在必須和你保持距離。
這恐怕就是我們剛才說的——relation resting upon non-relation——到了政治倫理裡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