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的牙醫經歷，最確定的影響，是給了他離開原有生活、開始寫作的動力；至於作品中的血腥、冷靜與悲憫，則要放回更長的醫院童年與文革經驗來理解。這比「拿過拔牙鉗，所以文字像手術刀」更接近他自己的說法。
一、寫作最初是一條逃離無聊的路。
余華做了五年牙醫。他在〈我為何寫作〉中說，每天看著張開的嘴，感到極其無聊；看到文化館的人可以四處閒逛，便想靠發表小說調進去。後來他確實成功了。這個故事雖然被他講得很好笑，卻揭示一件實在的事：寫作最初讓他取得了支配自己時間的可能。
我的理解是：他首先感受到的，可能是一個人的生活不必永遠照著分配好的軌道重複。文學在成為志業以前，先成為一道出口。
二、身體的破損，對他很早就是日常。
不過，這主要來自醫院成長環境，不能全算在牙醫工作上。2017 年有人問，他筆下人物的悲慘是否與牙醫經歷有關，他將重點放在兩個環境：小環境是醫院，經常見到血與傷口；大環境是文革。
這個並置很有意思：醫院裡，身體會受傷；醫院外，政治也會使身體受傷。
這是我的文學詮釋：在余華那裡，歷史常常要落到吃飯、流血、疼痛、勞動與死亡，才顯露它的分量。因此，他寫苦難時，具有很強的身體實感。
三、他知道，旁觀者的平靜，可以與當事人的劇痛同時存在。
牙醫每天重複的操作，對某個病人可能是當天最可怕的事情。這種位置差異，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余華的敘事效果：事情極其殘酷，語句卻照常往前走，沒有處處提醒讀者應該悲傷。
但這只能說是值得提出的聯繫，不能據此認定，他的冷靜語氣就是牙醫職業訓練的產物。
敘述者沒有喊痛，讀者反而更痛。這是我認為余華尤其有力量的地方。
四、他的寫作後來超出了「觀看傷害」。
從早期《現實一種》到《活著》《許三觀賣血記》，我讀到的轉變是：他愈來愈關心，遭遇傷害的人如何繼續生活，如何吃飯、養家、說話，以及保留一點與別人的聯繫。
余華自己也談到，九○年代以後作品變得溫和，但溫和並未削弱殘酷的力量。《許三觀賣血記》的材料之一，便來自他童年見過、聽過的賣血者。
所以，不能用「牙醫看慣痛苦，於是冷漠」來概括他。他更值得注意的成就，是讓熟悉痛苦的目光，仍然能夠看見某一個人的痛苦。
接著你前面問阿姨的問題，我會作這樣一個有限的比較：阿姨的法醫自述，把我們引向「案件如何被權力處理」；余華的醫療經驗，則可以引向「身體如何承受生活」。前者追問秩序靠什麼維持，後者的小說讓我們停留在：秩序與命運壓過來以後，這個人還怎麼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