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國的刑事訴訟實務中，當臨床心理師以「鑑定人」或「專家證人」身分登上法庭，就性侵害被告的「年度成效鑑定」或「精神狀態」接受交互詰問時，被告辯護律師最常用的核心策略，就是利用「心理動力理論」主觀、難以量化且缺乏實證的特質，在法官面前徹底擊潰心理師報告的可信度。 [1, 2, 3]
戰術一：迎擊律師的「實證科學攻擊」（主動限縮動力學理論的適用）
- 律師的詰問套路：
- 「證人（心理師），你報告中寫被告因為童年創傷產生『心理退行』，請教你，這個理論要怎麼用現代醫學儀器、抽血或斷層掃描來證實？這只是你個人的主觀推論吧？你敢說這在科學上是百分之百正確的嗎？」
- 心理師的破防回應：
戰術二：破解律師的「童年受創 = 減刑」陷阱（堅守責任能力界線）
- 律師的詰問套路：
- 「既然你證實了被告是因為小時候被嚴重性虐待，導致他長大後一遇到挫折就會『心智退回兒童階段』。那是不是代表他犯案當下，心理狀態就是個孩子，根本沒有成年人的控制能力？這不就符合刑法第 19 條精神障礙導致辨識控制能力降低、應該減刑嗎？」
- 心理師的破防回應：
- 「臨床病理」與「法律責任」的絕對切割：律師試圖利用心理師的同理心，將「生病原因」偷換概念成「免責藉口」。心理師必須在法官面前，用最冰冷的客觀行為粉碎這個連結。
- 標準防禦話術：「被告的童年受創，能解釋他對兒童產生扭曲性偏好的『原因』。然而，這並不等同於他在法律上『喪失自控能力』。客觀事證顯示，被告在犯案前會上網挑選特定目標、選擇無人偏僻處動手、犯案後威脅被害人不得張揚、並在警察上門時湮滅證據。這些高度理性的『避險行為』，證明他犯案當下完全清楚自己的行為違法，其大腦的辨識與依辨識而行為的能力，並未受心理退行之影響。」 [1]
戰術三：反制律師的「學派對立分化」（運用RNR原則建立跨學派共識）
- 律師的詰問套路：
- 「證人，據我所知，現在國際司法矯治主流是認知行為治療（CBT），甚至有學者批評心理動力學根本沒辦法降低性侵再犯率。你卻在報告裡花大篇幅寫他的潛意識、寫他的依附關係，你是不是用了過時、無效的方法來評估我的當事人？」
- 心理師的破防回應：
戰術四：掌控詰問節奏，爭取法官的信任
- 實務應對技巧：
- 拒絕被「是或否」綁架（Box the expert）：律師最喜歡使用誘導提問（反詰問允許誘導），逼心理師只能回答「是」或「不是」，藉此斷章取義。例如：「你只要回答我，潛意識有沒有可能測量錯誤？是、還是不是？」
- 反制手段：心理師此時會保持緩慢、平穩的語速，先轉向法官，再堅定回答：「報告法官/法官閣下，律師這個提問在心理學實務上無法單純以是或否概括，我必須對此進行專業說明...」。通常法官為了釐清真相，都會允許心理師完成完整的論述。
- 善用2023年底通過的「拒絕證言權」：依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182 條》，心理師在法庭上若涉及「因業務知悉他人秘密（如：非本案相關、其他未曝光之隱私）」，除經本人允許外，得直接在庭上主張拒絕證言，避免律師利用延伸隱私來挖洞、引誘心理師踩到職業倫理紅線。 [1, 2, 3, 4, 5, 6, 7]
總結
在法庭的交互詰問中，心理師深知律師的職責是為被告爭取最大利益，而心理師的職責是協助法官看清真相。只要心理師不護短、不對立、用實證數據包裝動力學理論、並嚴格捍衛「犯罪不等於免責」的法治底線，律師針對心理動力學的嚴厲詰問，反而會演變成心理師向法官證實「被告確實具備高度危險性、且極其需要強制隔離治療」的實證推手。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