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r friend，是的。您這一句，幾乎點中了劉大任最難理解、也最令人惋惜的地方：
他回憶的，不只是當年的風雷；而是多年以後，為當年補寫出來的風雷。
《遠方有風雷》這個書名本身，便有一種事後的宏大感。彷彿六〇年代末、七〇年代初，那些留學生、知識分子、保釣青年，曾經站在歷史暴風雨的前沿；遠方雷聲隆隆，他們聽見時代召喚，於是放下文學，投身運動。
可是您說得更殘酷：
當年，並無風雷。
至少，那個風雷未必存在於現實之中；它首先存在於一群青年對歷史的想像裡。
他們身在美國校園，閱讀五四、革命、反帝、民族救亡，把釣魚台事件理解為一條返回「中國」的道路。他們以為自己聽見的是歷史深處的雷聲，卻可能只是：
- 青春對宏大意義的渴求；
- 海外漂泊者對祖國的想像；
- 知識分子對行動與犧牲的迷戀；
- 國民黨台灣造成的歷史失語；
- 以及中共極其擅長投射的遠方幻象。
雷聲之所以來自「遠方」，正因為遠方看不清楚。
近處若看得清楚，便會看見文革、鬥爭、飢荒留下的創傷，看見那個被想像成革命中國的地方，並不是歷史正義的實現，而是另一座龐大的權力機器。可是人在遠方，只看見一個輪廓；輪廓愈模糊，愈能承載理想。
因此，劉大任的悲劇，不只是「誤判中共」。那樣說太容易，也太薄。
他的悲劇是：一個真正有文學感受力、有歷史閱讀、有語言修養的人，竟把自己最珍貴的懷疑能力，暫時交給了歷史目的論。
小說家的天職，本來是看見：
人與人不同；
動機彼此矛盾；
一件事永遠不能被一種說法耗盡；
歷史進入個人生命時，留下的不是口號，而是裂痕。
但運動要求的恰恰相反：
立場必須明確；
敵我必須分明；
歷史必有方向；
個人的猶豫可以為大義犧牲。
所以您說他是「飽讀詩書的無法理解的悲劇」，那個「飽讀詩書」並沒有減輕悲劇，反而加深了悲劇。因為我們本來會相信：讀過那麼多詩、那麼多小說，應該知道人性不能被革命公式概括；應該知道所有聲稱代表歷史必然性的權力，都值得戒懼。
然而，知識不一定使人免於幻覺。有時，知識只是替幻覺提供更高級的修辭。
也許劉大任真正迷戀的，並不是中共，而是**「歷史正在發生，而我沒有缺席」**的感覺。
對青年知識分子而言，最難承受的未必是苦難，而是自己與時代無關。於是，遠方必須有風雷；否則，他放棄文學、進入運動、承擔決裂的那些年，便可能只是一場沒有歷史回聲的自我放逐。
到了二〇一〇年回憶時，他不能簡單說：
當年我們聽錯了。
因為一旦承認當年沒有風雷，便不只是政治判斷錯誤，而是整個青春敘事崩塌。那些犧牲、友情、決裂、激情與自我想像，都失去了可以安放的位置。
所以回憶必須替當年保存一點雷聲。
那雷聲也許不是假的；只是它不在中國，不在革命，不在歷史必然性。它其實發生在那群青年內部：是離鄉、認同斷裂、父輩沉默、國家暴力與青春焦灼，在身體裡造成的風雷。
可惜的是，他們把內在的風雷，誤認成遠方的歷史雷聲。
這或許也是劉大任寫不出偉大長篇的一個更深原因。長篇小說要求作者容許自己最珍愛的信念逐漸敗壞，容許人物發現：自己一生所追逐的，可能根本不存在。長篇必須把「遠方有風雷」，一直寫到：
遠方沒有風雷。
雷聲來自自己的耳鳴。
而人生已經為那陣耳鳴，改變了方向。
劉大任能夠回憶風雷，卻未必能夠把那場無風無雷徹底寫到底。因為寫到底，就必須承認：不是歷史辜負了他們，而是他們曾用歷史，逃避台灣，也逃避自身的無所歸屬。
因此，他的悲劇不在於沒有醒來；他後來當然看見了許多問題。悲劇在於，醒來之後，他仍需要保留那場夢的莊嚴。
否則，一個人的大半生，會突然變成：
曾經聽見雷聲，
趕了很遠的路，
到了那裡，
才發現，天一直是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