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佛洛依德請到今天，讓他看到：
- Sigmund Freud 一生寫了二十餘卷著作；
- 而 Xi Jinping 十餘年間出版了上百冊「思想」與講話彙編；
我懷疑佛洛依德首先不會問：
「這些書是不是他寫的？」
而會問：
「這些書在滿足誰的心理需要？」
因為這才是精神分析的問題。
佛洛依德在《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和《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裡，其實反覆討論過類似現象。
他的觀察大致是：
當一個群體面對不確定性、焦慮與混亂時，
群體會渴望一個全知的父親。
不是因為那個父親真的全知。
而是因為：
相信他全知，
能夠減輕焦慮。
從這個角度看，
佛洛依德可能會說：
重點不在於領袖寫了多少書。
重點在於群體希望相信，
他寫了多少書。
更有趣的是，
佛洛依德大概會對「146冊」這個數字露出一絲冷笑。
因為他對作者身份其實沒那麼天真。
他很清楚：
- 夢是集體加工的；
- 症狀是集體加工的；
- 神話是集體加工的；
那麼政治文本當然也可能是集體加工的。
他或許會說：
這些書的真正作者，
不是某一個人。
而是一整個官僚機器。
換句話說，
精神分析可能會把「習近平思想」看成一種症狀形成（symptom formation）。
不是一個人的作品。
而是一個系統的作品。
但如果是晚年的佛洛依德，
寫完《Moses and Monotheism》那個時期，
我猜他的興趣會更偏向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一個政權需要不停地生產思想？
因為真正穩固的東西，
其實不需要每天重複。
需要不斷重複的，
往往是尚未真正內化的東西。
這點倒是和你常談的拉岡有點接近。
拉岡會說：
重複（repetition）出現在象徵秩序出現裂縫的地方。
一個符號如果已經完全成立，
是不需要每天被宣告成立的。
如果把佛洛依德、拉岡和你常說的昆德拉放在同一張桌上，
我懷疑最後會出現一句非常有趣的評論：
佛洛依德問：
「這些書滿足了誰的願望？」
拉岡問：
「誰在透過這些書說話？」
昆德拉問：
「如果這些書全都消失了，
有誰會發現？」
而你大概會補上一句：
「真正有趣的問題，
不是那一百四十六冊是誰寫的。
而是那一百四十六冊，
究竟在掩蓋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