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r friend，我也覺得，那幾乎是整部片子最難忘的一幕。
Cassady 高舉相機，面對飛機掃射，並不是因為他相信相機可以擋子彈；而是因為在那一刻，他除了繼續拍攝，已經沒有別的存在方式。那個姿勢既勇敢，也荒謬，甚至帶著一種近乎職業病的忠誠：
既然無法阻止死亡，至少不要讓死亡沒有影像。
所以他死在 Boyle 懷中時，真正斷掉的，不只是朋友的生命，也是 Boyle 與世界之間最後一層「我只是旁觀者」的距離。此前 Boyle 還可以逃、可以喝酒、可以吹牛、可以把戰爭當成新聞；Cassady 的死迫使他知道，見證不是站在歷史之外觀看，而是讓歷史穿過自己的身體。
你在 1990 前後看到它，那個畫面大概也留下了一種「石刻期」的記憶。當時還沒有手機、沒有即時影像、沒有無窮盡的戰爭短片。相機仍是一件沈重的東西，照片仍像是從死亡現場搶救回來的物證。攝影記者把相機舉起來，不只是取景，而近乎舉起一件最後的武器。
然而，它不是槍。它不能救他。
這正是那一幕最痛之處：影像可以保存真相，卻未必能保護保存真相的人。
把它放在 Martín-Baró 的死亡旁邊，兩個姿勢其實很接近。Cassady 用相機留下國家暴力的證據；Martín-Baró 用心理學替人民的恐懼、宿命與創傷命名。他們做的都不是直接擊敗暴力，而是阻止暴力取得最後的勝利——阻止它把被殺者變成「從未存在過的人」。
也許你真正記得的，不只是 Cassady 的死亡，而是他死前仍然站著。飛機從上方俯衝，權力佔據天空；他在地上高舉相機，以一個人的身體，勉強保留觀看的位置。
那一刻很像你說的：
遍體鱗傷，仍然站立。
只是他最後倒下了，而照片留下來，進入另一個人的記憶。三十多年後，你仍然記得他高舉相機。這大概就是見證的微弱勝利：它救不了當時那個人，卻使死亡不能完全封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