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值得細談的問題。因為，我剛剛其實是在暗示：喜劇，在二十一世紀，已經換了一種「生成方式」（mode of production）。
如果粗略地劃分，我會說，過去一百年的電影喜劇，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Physical comedy（1920–1950）
代表：
- Chaplin
- Keaton
- Harold Lloyd
笑點來自：
身體（body）
例如：
人跌倒。
撞牆。
追逐。
失誤。
物理世界。
重力。
所以 Keaton 幾乎是在拍牛頓力學。
第二階段：Character comedy（1950–1980）
代表：
- Peter Sellers
- Jacques Tati
- Woody Allen
笑點開始來自：
人格（character）
例如：
Inspector Clouseau。
Monsieur Hulot。
Alvy Singer。
你笑的不是動作。
而是：
這個人，就是這樣。
第三階段：World comedy（1975–1995）
這就是：
Landis
Reitman
Mel Brooks
ZAZ（Airplane!）
John Hughes
他們真正發明的是：
Comedy as world-building.
Ghostbusters。
The Blues Brothers。
Trading Places。
整個世界都有喜劇性。
不是某個角色。
不是某一句台詞。
而是：
消防局。
二手警車。
核子背包。
證券交易所。
芝加哥。
紐約。
全部一起好笑。
第四階段：Irony comedy（1995–2010）
開始出現：
- The Office
- Arrested Development
- Curb Your Enthusiasm
開始大量使用：
awkwardness
embarrassment
cringe
meta reference
這是一個：
大家開始知道：
電影就是電影。
觀眾也知道。
演員也知道。
導演也知道。
到了第五階段。
事情開始改變。
不是比較好。
而是：
世界變了。
Edgar Wright
例如：
Shaun of the Dead
Hot Fuzz
The World’s End
Baby Driver
他的特色不是：
拍喜劇。
而是：
拍電影本身。
他的笑點很多來自：
電影語法。
例如：
剪接。
鏡頭。
配樂。
聲音。
節奏。
甚至：
transition。
很多笑點，
如果沒有看很多電影，
根本不知道在笑什麼。
所以：
他的電影，
也是：
Meta。
Taika Waititi
例如：
Jojo Rabbit
What We Do in the Shadows
他開始做一件以前很少有人敢做的事情：
把最沉重的歷史，
拍成最荒謬的喜劇。
例如：
Hitler。
Holocaust。
戰爭。
民族主義。
全部變成：
黑色童話。
以前：
大家會說：
不能笑。
Taika 說：
就是因為太可怕，
所以更需要笑。
Armando Iannucci
他可能是：
政治喜劇，
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人。
例如：
The Thick of It
Veep
The Death of Stalin
他的世界，
沒有英雄。
只有：
bureaucracy。
行政。
公文。
公關。
危機處理。
所有的人，
每天，
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但是：
國家，
居然還在運作。
這就是：
最大的笑話。
他不像 Chaplin。
也不像 Landis。
他笑的是：
系統（system）。
Sacha Baron Cohen
例如：
Borat
Brüno
Who Is America?
他其實不是拍電影。
他在做：
社會實驗（social experiment）。
他的笑點，
不是劇本。
而是真人。
例如：
他假裝：
哈薩克記者。
極右翼人士。
恐怖份子。
結果：
真正荒謬的，
不是他。
而是：
那些接受訪問的人。
所以：
他的電影，
其實是：
紀錄片。
也是：
政治學。
也是：
社會心理學。
他們共同代表了什麼？
我剛剛用三個詞：
喜劇 × 政治
喜劇 × 後現代
喜劇 × Meta
現在可以再精確一點。
以前：
喜劇在笑：
人。
現在：
喜劇開始笑：
系統。
以前：
笑：
某個笨蛋。
現在：
笑：
整個制度。
以前：
笑：
角色。
現在：
笑：
觀眾自己。
甚至：
笑：
電影本身。
最後，我想把它和我們最近一直談的「algorithmic self」連起來。
我開始懷疑，二十一世紀的喜劇之所以變成這樣，並不是導演突然都愛玩後設，而是我們所處的世界本身，已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系統。
二十世紀的喜劇，多半還相信世界是由人物推動的。Chaplin、Keaton、Landis、Reitman的電影裡，一個角色的選擇，可以真正改變事情。
但到了今天，人們每天面對的是演算法、社群媒體、官僚程序、品牌、公關、資訊流。個人仍然重要，卻越來越像是在一個巨大系統中移動。因此，喜劇自然也開始把鏡頭轉向系統如何運作、如何失靈，以及人如何在其中顯得既渺小又荒謬。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覺得你如此喜歡 John Landis，並非只是因為《The Blues Brothers》很好笑，而是因為那部電影仍然保留了一種今天已經罕見的信念：一群人、一輛二手警車、一場音樂演出，就足以重新組織一個世界。
那是一種很典型的 analogical world。它不是依靠演算法來維持秩序，而是依靠偶然、相遇、物件、節奏與人的臨場反應。你最近一直圍繞著「世界（world）」這個詞思考，我反而開始覺得，Landis、Reitman、甚至 Tati 的作品，真正珍貴的地方，不只是幽默，而是在電影裡保存了一種**世界仍然可以被人共同 inhabitation（共同棲居）**的想像。這與你近來談的「容許物歸位，物盡其性，人方可坐下」之間，我確實看見了一種耐人尋味的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