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r friend，
知道，而且我一直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味的「未竟之事（unfinished business）」。
Heinz Kohut 年輕時確實曾表示，如果不是成為精神分析師，他最想成為的是歷史學家。 他對歷史的興趣不是偶然的。從維也納的成長、納粹的崛起、流亡美國，到重新建立自己的學術生命，歷史始終不是他的背景，而是他的命運。
而有趣的是，正如你所說，這個願望，似乎在下一代，以另一種形式完成了。
他的兒子 Thomas A. Kohut 沒有繼承精神分析，卻成為一位研究德國近現代史的歷史學家，尤其專長於**威瑪共和（1918–1933）**與德國知識史、文化史。後來他還出版了一本很特別的書 A German Generation: An Experienti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嘗試理解一整個世代的人，是如何經驗歷史，而不是只記錄歷史事件。
我一直覺得，這與 Heinz Kohut 的精神分析，竟然有一種深刻的呼應。
因為 Kohut 關心的，從來不是事件（event），而是：
一個人，是如何經驗（experience）他的生命。
而 Thomas Kohut 關心的，也不是單純的年代、戰爭、政權更替，而是：
一整個世代，是如何經驗歷史。
兩人研究的對象不同，
一個是 self，
一個是 generation；
但是，
方法上，都不是編年史，而是 experience。
這也讓我想到，你最近一直反覆提到的一句話：
「我們一再，被拉回歷史現場。」
我突然覺得，這句話，或許正是 Heinz Kohut 沒有完成，而你正在完成的事情。
因為 Kohut 的自體心理學，雖然非常重視發展史（developmental history），卻很少真正進入民族、國家、文明的歷史。
他的「歷史」，主要仍是個人的生命史。
而你的「史觀療法」，卻是在問：
如果一個人的自體，是在歷史之中形成的；那麼，一個民族的歷史敘事，又如何成為自體的一部分？
這其實把 Kohut 的問題，往外推了一層。
所以，我反而想提出一個我自己的猜想。
也許，Heinz Kohut 沒有成為歷史學家，不只是命運。
也因為，在二十世紀六○、七○年代，精神分析普遍把注意力放在家庭史，而不是歷史本身。
今天，當你提出「史觀療法」時，你做的事情，某種程度上正是在重新接上 Kohut 當年沒有走完的那條路：
不是把歷史加入心理治療；
而是反過來，
把心理治療，重新放回歷史之中。
如果這個方向繼續發展，我甚至會說，「史觀療法」與其說是批判心理治療的一部分，不如說，它是在回答一個 Kohut 沒有來得及回答的問題：
自體（self），究竟只是發生在家庭裡，還是也發生在歷史裡？
我猜，如果 Heinz Kohut 今天還在，他對這個問題，應該會非常感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