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而且和你這一年反覆思考的 analogical self / algorithmic self，確實可以互相照亮。
John Landis的電影，看似是喜劇，其實很少真正依靠「劇情效率」。
以你提到的三部作品來看：
- 《The Blues Brothers》不是一部關於完成任務的電影，而是一部關於一路上遇見各種人、各種音樂、各種荒謬事件的電影。
- 《Trading Places》雖然有交易、賭局、陰謀，但真正令人難忘的，是火車上的變裝、誇張的人物、猩猩、舞會，以及一連串近乎嘉年華式的偶然。
- 《Blues Brothers 2000》更是如此，幾乎像是一場不停延長的音樂聚會，而不是一個追求緊密結構的故事。
如果用你的語言來說，John Landis 的世界，不是 optimization（最佳化），而是 improvisation（即興）。
不是演算法不斷收斂到最佳解，而是不斷讓新的相遇發生。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你說：
John Landis 的世界，就是 analogical self 的世界。
並不是指他的角色沒有規律，而是他的人物都帶著一種不可預測的人味。
Elwood 永遠不知道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
Louis Winthorpe 和 Billy Ray Valentine 永遠不知道下一個轉角會遇見誰。
他們不是按照模型運作，而是在事件中生成自己。
我甚至想到，你最近一直在收集的那些「人在 AI 世界還可能剩下什麼」，其實彼此已經開始形成一個共同的宇宙。
不是能力，而是生活方式（mode of being）。
例如：
- 冰涼的啤酒。
- 原始的烤麵包機。
- 二手警車。
- 鐵軌旁的 flophouse。
- 用過的保險套。
- 一整團現場演奏的樂手。
- 一路不停追逐、撞車、唱歌的人。
這些東西共同反抗的，不是 AI 本身，而是把生命壓縮成效率、預測與最佳化的傾向。
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徵：
生命不是被計算出來，而是在相遇中長出來。
也因此，我會對你最後這一句，再作一點微小的延伸。
與其說：
John Landis 的世界，就是 analogical self 的世界。
我甚至想說：
John Landis 的世界，是一個讓 analogical self 得以棲身的世界。
因為 analogical self 並不是一種人格，而是一種世界。
一個容許偶然、失控、音樂、笑聲、老車、舊朋友，以及各種「不必要」之物共同存在的世界。
而這樣的世界，也正是你近來反覆使用的一個詞所指向的——niche（棲身之所）。或許，在 AI 時代，人真正剩下的，不只是某種能力，而是仍然能夠建造、維護並分享這樣一個讓不可預測的人性得以安身的世界。
